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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武俠】醉俠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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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古塵軒】東方歷史研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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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影狂月〃御凰蘭(醉俠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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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古塵軒】東方歷史研究區
【古塵軒】東方歷史研究區

1.本區完全排除「西方」歷史。

2.本帖主要提供「貼資料」或者「問答」,其餘若欲進行特定主題討論,請另發新帖,並使用【古 塵】抬頭,舉例如下:

  【古 塵】東漢末年的政治局勢
    └→中間為一全形空格

      開帖若有疑問可於「異言堂」詢問。

3.標有【古 塵】抬頭之討論帖,皆屬專題討論帖。一經獲得解答,或者偏離主題後,馬上進行封鎖。處置結果及說明如4.點。

4.專題討論之第一板須做出該帖之「定義」,意及談論範圍皆不能超出於此,當然,掛有專題抬頭的帖子絕對不能聊天。(開板者須自治,自治無效、失敗者則鎖帖)。

5.若有OP帖(即重複發出類似/相同之討論帖)即轉移首帖並且刪除較新之帖子。

6.刪除之討論串將轉到【不歸路】廢水儲存區。

7.若標示【古 塵】抬頭之帖子因任何因素被封鎖,又因開板板主/欲加入討論之成員欲申請解鎖時,請附上以下表格至【異言堂】:

  申請人:
  申請解鎖帖子:
  原因:

  →若解鎖後仍有聊天趨向,則該帖永久封鎖。

8.以上規則若有違規,首次規勸更改,第二次後則皆實行強制處理不另行通知。若有異議可至【異言堂】反應。任何處理記錄皆會在【不歸路】廢水儲存區以及【公開庭】違規記錄上。以上兩者皆不置頂。

9.以上板規適合【古塵軒】之範疇(即包含擁有【古 塵】抬頭之帖),【古塵軒】首帖為【古塵軒】範疇討論帖之定義。相關規定將視公會運作情況而有所修訂。



以上。


2009-11-08 1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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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影狂月〃御凰蘭(醉俠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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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是於明朝永樂年間,由明成祖下令編修,高僧姚廣孝和翰林學士解縉帶領編寫人員朝野上下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歷時六年(1403─1408年)完成。與法國狄德羅編纂的百科全書和英國著名的《大英百科全書》相比,都要早300多年。

《永樂大典》共計有22,877卷、目錄60卷,分裝成11,095冊,全書字數約3億7千萬字,堪稱世界文化遺產的珍品,也是中國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就是清代編纂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收書也不過3,000多種,不到《永樂大典》的一半。《永樂大典》全書舉凡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聞異見以及日、月、星、雨、風、 雲、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隨字收載。全書分門別類,輯錄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餘種古書資料,大凡經史子集與道釋、醫卜雜家之書均予收輯,並加以匯聚 群分,甚為詳備。它保存了大量的中國14世紀以前的文學、藝術、史地、哲學、宗教、和應用科學等方面可貴的資料。

《永樂大典》修書過程對所收錄的書籍沒有做任何修改,採用兼收並取的方式,保持了書籍原始的內容。《永樂大典》的3億7千萬字,都是書手們用明代官用的楷書:館閣體一筆一畫抄寫出來的,這3億多字在編纂時應該至少抄過一遍,兩千多人連編帶抄用了5年時間;定稿後清抄,只用了不到兩年時間就完成了。平均每天要抄50萬字之多。
大典全書中所繪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十分精緻,是古代書籍插圖中的精品,如果單獨編一本《永樂大典》插圖集的話,那簡直就是古代文明的一次大展示。清代大學者紀曉嵐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曾經說到他編纂《四庫全書》時,有一次翻到《永樂大典》上宋代兵器「神臂弓」的圖畫,驚訝於此兵器的精密,紀曉嵐也因為怕西洋人將「神臂弓」學了過去,不敢將《永樂大典》中的相關記載輯出來,結果「神臂弓」最終隨著《永樂大典》而消亡了。

全書以《洪武正韻》為綱,「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按韻列單字,先註明每一字的音義,次錄各韻字的反切與解說,再行記錄楷篆隸各書寫體,彙輯與此字有關的各種資料,乃至於抄錄整本書、整篇內容,全文錄入,一字不改。記載內容通行的規則是用一行的大字墨書辭目,用雙行小字朱筆記載作者和書名,墨筆記載書中的篇名和內容。永樂年間清抄《永樂大典》時有嚴格的責任制度,早進晚出,不允許僱人代寫。官府每天供應硯台、水罐、筆墨、飯食,冬天還供應木炭等。某頁如有抄寫差錯,發紙另寫,不論抄多少遍,只算一頁。消極怠工者,按罪論處。

嘉靖間重錄《永樂大典》,用的也是這個方法,每人每天抄三頁。傳到今天的《永樂大典》,一點塗改、挖補、添加的痕跡都沒有,說明了當時責任制度的嚴格,這在最後一頁圖版上我們可看到總校官、分校官、繕寫者和圈點者的姓名,職責非常明確。

永樂年間修訂的《永樂大典》原書只有一部,現今存世的都是嘉靖年間的抄本。我們已知和所有能見到的《永樂大典》,經過各朝代的變動遺失和戰火等現存僅剩800余卷400冊左右,約佔原書量的 4%--中國北京國家圖書館珍藏近221冊,另外,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存有62冊,其餘散落在英、美、日、德、韓、越等國家和地區的30多個單位和個人手中。此一古代巨著是中華優美文化的一環,後人則將應該更珍惜此一文化好好保存。



2010-02-23 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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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醉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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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0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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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資治通鑑       &nb...
《資治通鑑》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為北宋司馬光所撰。全書共294卷,貫通1362 年史事。

司馬光自少愛讀史著,幼喜《左傳》「自幼至老,嗜之不厭」,而有志著述。而司馬光之所以撰寫《通鑑》,亦是想承春秋之意,藉寫史寄寓褒貶。而劉恕《通鑑外紀》嘗載光之所以撰《通鑑》是想精簡古來斷代史之冗贅,而「專取關國家盛衰,繫民生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使前後有倫,精粗不雜」,而最終能成「一家之言」。最重要的是司馬光欲藉此書便統治者「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世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而能有益於治道,時值英宗「雅好稽古」,欲遍觀前世行事得失,光為侍講,乃請藉國家之力,寫成通史,以便人主周覽。



司馬光早於英宗之時已開始修書,其時書曰《通志》,有八卷,呈上給英宗時,英宗十分歡喜,乃命其繼續編修,又讓其於宮內藏書閣飽覽秘籍及命副手旁助編修。此書亦按其內容更名為《論次歷代君臣事跡》。在劉攽、劉恕及范祖禹襄助下,此書得以於神宗期間完成。神宗覽之,認為「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故易此書名為《資治通鑑》,並親自為其作序,可見此書備受重視。



《通鑑》一書乃司馬光、劉攽、劉恕及范祖禹合作而寫成的。其中劉攽負責戰國到東漢一段;劉恕負責三國、南北朝及隋一段;其中南北朝一段,劉攽亦有份負責編撰;范祖禹則負責唐一代。其編纂方法,是三位副手各就自己負責的部份寫成「草卷」,再編為「長編」,即把正史、雜史中的史事按照帝王在位年月,一條一條的摘錄下來,然後再進行考異,最後由司馬親自「定稿」。用了十九年時間,終於完成《資治通鑑》,亦為中國首部編年體通史。



《通鑑》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2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顯德6年,共十二代,1362年之歷史。另外尚有《目錄》30卷《考異》30卷,總為354卷。《目錄》是所謂年經國緯,類似《史記》的表,方便後人查閱,而《考異》則是考證各書對同一史實的相異說法,及史料來源、真偽等。



總之,《通鑑》在編寫前及面世后,都激起各界的重大反響。它既革編年體的寫作方法,更在內容、體例、編修方法各方面為後世帶來重要影響,故清代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



《通鑑》將《左傳》編年方式本紀、世家、列傳等融納為十六紀,計有《周紀》、《秦紀》、《漢紀》、《唐紀》等。且書中又以「臣光曰」,提出司馬光的意見,此乃仿《左傳》「君子曰」、荀悅《漢紀》「悅曰」而作。此外,司馬光因循正統,故三國僅有《魏紀》,蜀、吳則無;南北朝只宋、齊、梁、陳有紀,北魏、北齊、北周則無;五代十國亦僅有《五代紀》,十國則無。此書又常用追敘或附敘形式,減少史實分散和割裂現象,而于敘事後,必有分析和評論。引自他人者,智註明出處。



《通鑑》所記上起三家分晉,下迄五代之末,其中戰國和五代皆為動盪分裂之世,司馬光以此為起迄,是想借前代的動盪來警戒後世君主,故此書所記以亂世為多,而少記治世。如單單秦二世三年的歷己佔去《秦紀》一半之篇幅。另外,又詳記各代的民變,尤其是秦、漢、隋、唐這些大一統時攸的民變,好讓君主以此為鑑,如唐末之黃巢之亂,就佔去了五卷之多,而於選擇史料方面,乃以政治為主,其他如軍事,經濟、制度等均不被詳述。這因此書所記是以帝王為中心,與帝王統治有關之事,如魏徵的諫書、陸贄的奏議等,就記載得十分詳細;但相反,與之無關的如高士隱士之類、俊偉卓異之說就不被記錄。另外,歷代所謂「仁、英、武」的君主,受人尊敬的賢臣和直言敢諫的大臣,均詳細記述他們的善政美事;相反昏君庸主、賊臣奸佞的醜事、惡行則盡力揭發,如此強烈的對比,也是想收警戒之效。



《資治通鑑》於史學上實有崇高地位。首先它建立了編年體通史的規模,重振編年史體,因編年體自《春秋左氏傳》後,地位漸受斷代史所挫。《資治通鑑》不單改善了編年體的組織,增加了編年史體的資料,更重要的是把斷代編年體改為通史編年體,這實在是史學史上一大創舉,其亦是我國首部編年體通史。後世仿傚者亦眾,如南宋末年金屐祥作《資治通鑑》前編、李燾撰《續資治通鑑後編》、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清人徐乾學編寫《續資治通鑑後編》、最後有畢秋帆(畢沅)之《續資治通鑑》。



此書實有經世致用的效用。故宋末元初胡三省評此書曰:「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致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致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而顧炎武又曰此書「可以為治之資」;曾國藩亦言:「若能讀此書,將來出而任事,必有所持循而不致失墮」再三的肯定了此書經世致用的價值,為歷代君臣、名士所推崇。



《通鑑》一書更保存了許多珍貴的舊史料。司馬光作《通鑑》,除以正史十七史為主外,亦採雜史數百種,如晉代史蹟兼採十六國史;敘南北朝史,兼採八朝所撰之私史,而此等書多已亡佚。而《通鑑》亦常對戰爭加以評論,且敘述甚詳,而後世的軍事史亦常引其資料,如清胡林翼作《讀史兵略》,多引自《通鑑》,可見此書確有保存史料之功。



司馬光於編撰史料時,系統十分科學化,先寫成草卷,再編成長編,進行考異,後作刪定,最後由司馬光筆削成書。又把紀、傳、表、志併為一體,以紀為骨幹,加入志的典章政度,及表的年曆資料,從中可見其系統和條目均十分清晰,亦為後世所仿。
2010-04-11 20: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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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崖山之戰
我認為這是不可不知的歷史戰役之一,不但是慘烈的戰役,而且還具有史詩性,是徹頭徹尾的悲劇。烈士之態,滿滿可見。

厓門海戰(古文作「厓」,目前中國大陸多作「崖」),又稱厓門戰役、厓門之役、厓門海戰等,是宋朝末年宋朝軍隊與元軍的一次戰役,這場戰爭直接關係到南宋的存亡。相傳宋元雙方投入軍隊30餘萬,戰爭的最後結果是元軍以少勝多,宋軍全軍覆滅。此次戰役之後,宋朝也隨之覆滅。
厓門因東有厓山,西有湯瓶山,延伸入海,就像一半開掩的門,故名厓門。

起因

宋帝南逃
元軍在襄樊之戰大破宋軍以後,直逼南宋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德祐二年(1276年)宋朝朝廷求和不成,5歲的小皇帝宋恭帝投降。宋度宗的楊淑妃在國舅楊亮節的護衛下,帶著自己的兒子即宋朝二王(益王趙昰、廣王趙昺)出逃,在金華與大臣陸秀夫、張世傑、陳宜中、文天祥等會合,進封趙昰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趙昺為副元帥。元軍統帥伯顏繼續對二王窮追不捨,二王只好逃到福州。不久,剛滿7歲的趙昰登基成為皇帝,是為宋端宗,改元「景炎」,尊生母、宋度宗的楊淑妃為楊太后,弟弟趙昺被加封為衛王,張世傑為大將,陸秀夫為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為丞相,文天祥為少保、信國公並組織抗元。

元軍追殺宋帝

趙昰登基以後,元朝加緊滅宋步伐。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福州淪陷,宋端宗的南宋流亡朝廷直奔泉州,張世傑要求借船,卻遭到泉州城舶司、阿拉伯裔商人蒲壽庚拒絕。張蒲二人不和,導致蒲壽庚投降元朝。張世傑搶奪船隻出海,南宋流亡朝廷只好去廣東。宋端宗準備逃到雷州,不料遇到颱風,帝舟傾覆,端宗差點溺死,也因此得病。左丞相陳宜中建議帶宋端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自己並先驅前往,但後來二王數次召其回朝,陳卻都不返;他最後逃到暹羅(今泰國),直至死在那裡。端宗病死後,由弟弟7歲的衛王趙昺在碣州(今香港大嶼山)登基,年號祥興,左丞相陸秀夫和太傅(皇帝的老師)張世傑護衛著趙昺逃到厓山,在當地成立據點,準備繼續抗元。
至元十五年(1278年),丞相文天祥被張弘範部將王惟義在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生擒,文天祥作詩——《過零丁洋》。今香港的九龍城的宋王臺和侯王廟都是紀念宋端宗一行人的。另外宋端宗母亦葬於九龍城,人稱「金夫人墓」,後來由於該址興建了聖三一堂,「金夫人墓」也隨之湮沒。

厓山戰事

祥興二年(1279年),元將張弘範大舉進攻趙昺朝廷。隨後,攻佔廣州不久的西夏後裔元軍將領李恆也帶領軍隊也加入戰事。相傳起初宋軍兵力約有20萬,戰船千多艘;元軍只有2萬人,戰船五十餘艘,北方人不習海戰,多暈眩不支。這時宋軍中有建議認為應該先佔領海灣出口,保護向西方的撤退路線。張世傑為防止士兵逃亡,否決建議,並下令盡焚陸地上的宮殿、房屋、據點;又將下令千多艘宋軍船隻以「連環船」的辦法用大繩索一字形連貫在海灣內,並且安排趙昺的「龍舟」放在軍隊中間。元軍以小船載茅草和膏脂,乘風縱火衝向宋船。但宋船皆塗泥,並在每條船上橫放一根長木,以抵禦元軍的火攻。元朝水師火攻不成,以水師封鎖海灣,又以陸軍斷絕宋軍汲水、砍柴的道路。宋軍吃乾糧十餘日,口乾舌躁,許多士兵以海水解渴,臉部浮腫,大量嘔泄。張世傑率蘇劉義、方興日大戰元軍,張弘範擒張世傑甥韓某,以其向張世傑三次招降不果。
二月六日癸未,張弘範預備猛攻,元軍中有建議先用火砲,弘範認爲火砲打亂宋軍的一字陣型,令其容易撤退。明日,張弘範將其軍分成四份,宋軍的東、南、北三面皆駐一軍;弘範自領一軍與宋軍相去里餘,並以奏樂為以總攻訊號。首先北軍乘潮進攻宋軍北邊失敗,李恆等順潮而退。元軍假裝奏樂,宋軍聽後以為元軍正在宴會,稍微鬆懈了。正午時段,張弘範的水師於是正面進攻,接著用布遮蔽預先建成並埋下伏兵的船樓,以鳴金為進攻訊號。各伏兵負盾俯伏,在矢雨下駛近宋船。兩邊船艦接近,元軍鳴金撤布交戰,一時間連破七艘宋船。宋師大敗,元軍一路打到宋軍中央。這時張世傑早見大勢已去,抽調精兵,並已經預先和蘇劉義帶領餘部十餘隻船艦斬斷大索突圍而去。趙昺的船在軍隊中間,四十三嵗的陸秀夫見無法突圍,便背著8歲的趙昺跳海自殺。不少後宮和大臣亦相繼跳海自殺。《宋史》記載七日後,十餘萬具屍體浮海。張世傑希望奉楊太后的名義再找宋朝趙氏後人爲主,再圖後擧;但楊太后在聽聞宋帝昺的死訊在後亦赴海自殺,張世傑將其葬在海邊。不久張世傑在大風雨下溺死於平章山下(約今廣東省陽江市西南的海陵島對開海面)。
文天祥因早前已在海豐被俘,正好拘禁在元軍船艦上目睹了宋軍大敗;曾作詩《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悼念: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
大風揚沙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愁。
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
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無疚,我生之後遭陽九。
厥角稽首並二州,正氣掃地山河羞。
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
間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當。
出師三年勞且苦,只尺長安不得睹。
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為人擒。
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搏。
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蝟交滄溟。
游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為鷸蚌。
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黃河吞。
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
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
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船鼾睡聲。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釃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煙霧。
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

當代厓門

現今厓門戰役的範圍已不可考,約位於廣東江門市新會區南約5公里,在南海與銀洲湖的相接的地方。即指以古井鎮官衝村一個無名小丘為中心,北起銀洲湖,南至厓門口,方圓數十里的水陸區域。當地的國母墳有可能是楊太后的陵墓。國母墳西南的碗山相傳是宋朝士兵當年曾在這裡做飯。離厓山祠約4公里,屹立於厓門對開海面的厓門奇石附近則相傳是張世傑用來作纜躉以大索一字形連貫千多艘宋軍船隻、陸秀夫背宋帝昺跳海和張弘範滅宋後在石上大書「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十二字之處。《元史·張弘範列傳》記載「磨厓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原鑿字奇石被航道部門炸毀。1964年,由田漢題字於新石碑上,新碑文為「宋少帝與丞相陸秀夫殉國於此」。

以此為題材的文藝作品

-清末著名譴責小說家吳趼人的《痛史》(1902—1906連載於《新小說》雜誌,共二十七回,未完),故事以「劉秉忠降敵制朝儀,賈似道隱瞞軍情而欺君」開始,結束於「忽必烈太子蒙冤,仙霞嶺義兵撻伐對抗」。其中描寫賈似道的厚顏無恥非常地成功。全書對外族佔據中國洋溢極為悲憤的感情,大有借反元而反清的言外之意。
-日本作家田中芳樹的歷史小說《海嘯》(1997,中譯本由台灣尖端出版社2003年出版),主要敘述臨安陷落到厓山海戰這段時期中,宋朝文臣武將的奮鬥。作者刻意不以文天祥為中心,而盡量顧及張世傑、陸秀夫、陳宜中等各色各樣人物的心理與活動。

2010-10-25 10: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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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中國古代的聖誕節
  中國古書上的耶誕節指的是“天子之誕生日也,聖誕也,聖旦也。”這當然與基督教紀念耶穌基督誕生的節日--耶誕節(12月25日)不同。中國古代的耶誕節,隨各帝王出生日的不同而不同。

  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三中談到“生日之禮,古人所無。”根據文獻記載,從先秦至兩漢,生日的概念是不突出的。在先秦,對年老者的尊重便是“祝壽”。不同於今天的是,祝壽不限在生日那天,隨時都可以,相當於一種禮節。”《莊子•盜蹠》篇說:“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因此,在先秦,祝壽一般只受年齡的限制,不因人的地位不同而不同,天子也罷,士人也罷,鄉間野老也罷,祝壽的賀詞和禮節幾乎無區別。《詩•大雅》:“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這是對天子的祝壽。《戰國策•齊策三》:“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這是地位高的人為地位低的人祝壽。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祝壽中天子的地位逐漸突出。一些祝壽詞僅限用於皇帝。如“萬歲”一詞,在先秦時是上下通用的。《韓非子•顯學》篇說:“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巫師祝千秋萬歲的物件指一般人。《呂氏春秋•過理》篇:“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這是對國君呼萬歲。到漢代“萬歲”就僅限用於天子了。《後漢書•韓棱傳》:“及(竇)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方,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

  南北朝時,江南民間出現生日之禮。《顏氏家訓•風操》:“江南風俗,兒生一期(一周歲)為制新衣,輿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鏤,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即現在俗稱的“抓周”。因為在抓周時有許多親戚前來觀看,以便根據抓周的結果共商培養之計,故漸漸地在抓周之日形成筵宴的風氣,以示慶祝。從文獻記載來看,這應該是中國突出生日的開始。這個民間的風俗不久被朝廷採納。如南朝梁元帝時,每年八月六日自己的生日那天設齋講。以示紀念。但民間的生日進入朝廷之初,並沒有揮霍張筵。《隋書•高祖紀》:“(仁壽三年)六月七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武元,為帝父楊忠。元明,為帝后呂氏。斷屠,即停止宰殺牲畜。《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癸末,“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反成傷感……《詩》雲:‘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但到了唐玄宗時就不同了,中國封建社會達到鼎盛時期,物質充裕。為了討好天子,這時的大臣便想方設法,上書慶祝皇帝生日,並冠以節名,同元旦、冬至並稱為三大節。《冊府元龜》卷二記載:開元十七年,尚書左丞相乾源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洛聖清明,總於玉露。爽朗冠于金天,月惟中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見之夜,禪光照室之期,群臣相賀曰:‘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為嘉節乎?’”把皇帝的出生神化,他的出生日也至高無上,以別於凡夫俗子、鄉間野老。“請以八月十五為千秋節”,並且“著之申令,布於天下。”從這時起,中國便多了一個“法定”的節日--“聖誕”節。全國上下“放假”一日或三日,“群臣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五公歲裡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絲結承露,囊更相遣。”皇帝多了一份榮譽,朝廷多了一次熱鬧,而百姓則多了一重負擔。到宋代,耶誕節的筵宴更加鋪張,聖節當天的大宴叫春宴或秋宴,節後的大宴叫次宴。從《水滸傳)中的《智取生辰綱》可略見當時生日鋪張浪費之驚人。《清朝野更大觀》卷十《愛國歌》有這樣的諷刺詩:“天子萬歲,百姓化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中國皇帝至高無上,從唐玄宗以後。幾乎每個皇帝都有自己的生日節日。下麵是唐宋的耶誕節名:

  唐玄宗千秋節(後改天長節),在農曆八月初五;肅宗天成地平節,在九月甲申;代宗天興節,在十月十二日;穆宗慶誕節,在六月一日;敬宗慶成節,在十月十日;文宗慶成節,在十月壬申;武宗降聖節(後改為慶陽節、壽昌節),在六月十一日;宣宗壽昌節,在六月二十二日;懿宗延慶節,在十一月十四日;僖宗應天節,在五月八日;昭宗嘉會節(後改為乾和節),在二月二十二日;哀帝乾和節(日期不詳)。

  五代時,後唐明宗應聖節,在九月九日;後晉高帝天和節,在二月二十八日;後漢高祖聖壽節,在二月四日;後漢隱帝嘉慶節,在三月九日;後周太祖永壽節,在七月二十八日;後周恭帝天壽節,在八月四日;北宋太祖長春節,在二月二十六日;太宗乾明節,在十月?日;真宗降聖節,在十月二十四日;仁宗乾元節,在四月十四日;英宗壽聖節,在正月三日;神宗同天節,在四月十日;哲宗興龍節,在十二月八日;徽宗天寧節,在十月十日;欽宗乾龍節,在四月十三日。

  南宋高宗天申節,在五月二十一日;孝宗會慶節,在十月二十二日;光宗重明節,在九月四日;甯宗天裙節(後改為瑞慶節),在十月十九日;理宗天基節,在正月五日;度宗乾會節,在四月九日。

  從唐玄宗到南宋末的500多年間,只有極個別的皇帝沒有自己獨特的耶誕節名。到金元時,帝王“聖誕”一般通稱為天壽節,在明清時,天子的耶誕節統一稱做萬壽節。

  中國的封建帝制發展特別完善,“聖誕”節的盛大和繁縟就是一種表現。清末的慈禧太后,在國難當頭還搜刮民脂民膏提前一年準備自己的七十大壽,可以說是最令人切齒的表演了。
2011-02-14 1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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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王雲莊:解讀中國壽文化

 “壽”字的源流
  
  中國的“壽”字藝術源遠流長。“壽”字的發展可分三個階段。
  1.象形壽字,雛形出現。
  中國的漢字實際上是根據“六書”造字規範創造的。“壽”字也不例外。最初的“壽”字是以象形的姿態出現在漢字的寶庫中。所謂象形字,就是源於實物的寫意,但“壽”字沒有具體的形態。據說,“壽”字的象形文字是從遠古的傳說中演變而來。伏羲氏時期,根據龍馬負書出於河洛而演八卦,創造了龍書,新石器時期的神農氏創造了穗書,黃帝時期,倉頡創造了鳥跡書,堯帝時期的龜書,高陽氏時期的蝌蚪文等等,都是取之於實物形態,用於表達“壽”字的涵義,這應是“壽”字的雛形。
  2.形聲壽字的出現和廣泛應用。
  據考證,壽字的應用是從商代開始的。那時還沒有規範的象形文字,人們從甲骨文中借來一個“”字作為“壽”字。“”是田壟的意思,彎彎曲曲很長,又有長久長生之意,於是人們把“”字作為“壽”字的標記,“壽”字就統一起來了。後來人們認為,壟是在地裡,人們就給它加了一個“田”字旁,成了“”,一邊取意,一邊取聲,形成了形聲壽字。
  古代把年老及生命的年限都稱為“壽”。金文“壽”上部以人的形象表意,下部以“疇”表音,加了一隻手,表示扶壽,還加個表示酒杯的“口”,為舉杯祝壽。把它們結合在一起,上邊形似老,下邊形似疇,組成一個形聲字“ ”。形聲“壽”字到周代得到了廣泛應用。
  由此看來,壽字的最初本義應為“年紀長”。《毛傳》釋為:“壽,考也。”馬瑞辰注:“考,猶老也。”《說文解字》:“同意相授,考老是也。”此外,《書經•洪範》:“九,五福,一日壽。”《楚辭》屈原《天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措?”這裡的“壽”,都有“年長”、“年老”的意思。由此又引申專指老年人。漢代張衡《東京斌》有句:“送迎拜乎三壽。”其注:“三壽,三老也。”《詩經•魯頌》有“三壽作朋,如崗如陵”的詩句,對此句中的“三壽”解釋,歷來不下十餘種說法,但認為指三位長者的占多數。由此可見,運用壽字的褒意,以示招福納祥,期盼追求人生高齡長壽,健康如意,已成為中華民族祖祖輩輩約定俗成的社會風尚。老而為壽,壽而為尊,尊而為貴,貴而為福。
  3.秦篆一統天下,壽字寫法更多。
  東周時代諸侯割據,“文字盡形”,書寫紛雜,是我國文字衍變發展極富創造性的時代,一字數形者不足為怪,以致後來出現了千變萬化的壽字形態,造成了使用的極大不便。後來秦始皇兼併六國,丞相李斯等人取石籀大篆予以整理改造,“異者同之,繁者刪之,缺者補之,劣者去之”,遂創秦篆一統天下,也統一了“壽”字的寫法。到了兩漢,字體雖有隸真草行各種書體,但筆劃形態都以先秦文字為依據,變化不大。
  由此看來,“壽”字基本上是按照“六書”造字規範順序演化而成,以形聲字居多,也有少數指示和會意。如:畫上一個圈,長四爪,長一頭一尾,“”,這就是一個“龜”的樣子,把這種形象會意為壽。還有一種會意,如:一個千字,加上一個秋字,組合在一起“”,也是壽的意思。
  “壽”字雖不是漢字中出現最早的文字,但它卻是中國多變的異形單字。《漢語大字典》收集單字56000多個,創造了彙集漢字的最高記錄。然而一個“壽”字在筆者《中國萬壽圖譜集注》書法長卷中,就展示13822個不同寫法。可以說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漢字。這是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字都無法達到的。它是中國文化藝術的瑰寶,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遺產。
  
  民間壽俗禮儀
  
  在中國的歷史傳說與文學作品中,南極壽星、麻姑獻壽、八仙祝壽、蟠桃赴會等故事,可以說家喻戶曉。在社會生活中,各式各樣的“壽”字文化,更是千變萬化,讓人目不暇接。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上層統治集團已經出現了“上酒獻壽”的原始形態的祝壽活動。《詩經•豳風•七月》雲:“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觥,萬壽無疆。”《詩經•小雅•天保》又雲:“如月之琚A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文中所用“萬壽無疆”、“南山之壽”這樣的頌語,在今天的祝壽活動中仍十分常見。應該說,春秋戰國以後的獻酒上壽活動雖然並不一定與特定的生日聯繫在一起,但由於活動本身具有“為人上壽”的特點,因此仍然可以說是今日祝壽禮儀的濫觴。
  在封建社會中,皇帝的壽誕日被稱為“聖壽節”。皇帝還為自己的壽辰制定了專門的節日,如唐玄宗壽辰叫“千秋節”;唐武宗壽辰叫“慶陽節”;唐宣宗壽辰叫“壽昌節”;唐昭宗壽辰叫“嘉會節”;唐肅宗壽辰叫“天成地平”節;宋太祖壽辰叫“長春節”;宋太宗壽辰叫“乾明節”;宋真宗壽辰叫“承天節”;宋仁宗壽辰叫“乾元節”;宋英宗壽辰叫“壽聖節”等。到了明清時期,皇帝的壽誕之日統稱為“萬壽節”,皇后的壽誕則統稱為“千秋節”。
  從春秋時代周簡王至清乾隆2300餘年間,歷朝歷代都有皇親國戚、朝臣名士以書寫“壽”字祝賀誕辰的例子。如:春秋左丘明,戰國毛遂,漢代張衡,三國關羽,晉朝王羲之,南北朝壽陽公主,隋朝楊益,唐朝武則天,五代石敬瑭,宋朝蘇軾,元朝趙孟,明朝李益,清朝書麟等。有的人還把“壽”字的某些部分同自己的姓名結合起來,寫成特殊“壽”字。如漢朝人趙岐把“壽”字寫成“ ”,晉人袁客把“壽”字寫成“ ”,清人書麟把“壽”字寫成“ ”。明代海瑞在母親70歲大壽時,用“生母七十”組成一個“壽”字。此“壽”字現刻碑立于海南海口市,供遊人觀賞。
  秦王嬴政為自己長壽不老,曾派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各3000人,東渡入海尋求仙藥。唐代武則天執政14年間,曾4次改用長壽、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為年號。
  在中國人的生命活動中,先輩們把對“壽”的崇拜和敬仰注入到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留傳下來,“壽”成了一種生命力的象徵。老人過生日叫壽誕、壽辰;祝福老人過得安康長壽,有壽安、壽甯、壽康、壽樂、壽愷等;為老人舉行壽宴的廳堂叫壽堂;在我國古代傳統的壽堂上,供奉有西王母、麻姑獻壽、東方朔、八仙等神仙壽星畫像。壽宴桌上掛擺的有壽屏、壽傘(萬年傘)、壽幛、壽彩等;供照明的有壽燭、壽燈(長壽燈)等;供飲食的有壽酒、壽麵、壽桃、壽糕;祝壽的文章稱壽序;用於祝壽的文藝形式有壽詞、壽詩、壽聯、壽畫等;用來賀壽的禮金為壽金;把被祝壽的人稱為“壽星”,年紀大的稱“老壽星”,並稱男的為“壽公公”,女的為“壽婆婆”,年紀小的則稱“小壽星”;對於壽誕,幾乎每一個具體的年歲都可以找到巧妙的借代。六十歲為花甲壽,七十為古稀壽,八十、九十為耄耋壽,百歲為期頤壽,如果未到整數,只有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歲該怎麼稱呼呢?郭沫若在1978年北京住院期間,曾同數學家華羅庚有過一次討論壽稱的軼事。郭老回答說: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求助於數學和文學了,有人把七十七歲稱為“喜壽”,八十八歲稱為“米壽”,九十九歲稱為“白壽”。華羅庚插話問道:這是怎麼回事呢?郭老解釋說:原來這是三則字謎。“喜壽”可猜為七十七歲,因為“喜”字的草體似“七十七”三個字組成;“米壽”可猜為八十八歲,因為“米”字的本身就是“八十八”三個字組成;“白壽”可猜九十九歲,因為“白”字是“百”字缺“一”。華羅庚拍手笑道:這三則壽謎的謎底解得多麼有趣呀,人說郭老博學多聞,此言果然不虛。此外,也有“茶壽”指一百零八歲的說法。因為“茶”是雙“十”購成草字頭,即二十,中部是“八”,再下部是“木”,即由“十”和“八”構成“十八”,草字頭的“二十”再加下部的“八十八”,一共是“一百零八”。因此,祝壽送茶,表示祝願長壽。在我國閩南和臺灣等地的習俗中,兩包茶葉是祝壽必備的禮品。
  
  中國祝壽送茶的民間習俗,甚至傳到國外。日本、英國就有這種禮節,這是中國壽誕文化的國際輸出。相傳18世紀初,英國皇家貴族向女皇祝壽,要求必須用安徽的祁門茶。英文的茶“tea”,就是閩南話“茶”的發音。在我國民間,借求神拜佛以延年益壽的,還有“求壽”習俗,為表達孝心,延長親長壽命,又有“借壽”之俗;用於長壽的香療器具有福壽香印、長春永壽香印、壽篆錦長香印、萬壽篆香圖、延壽篆香圖等;生前所造的墓穴叫壽,生前打的棺木稱壽棺、壽木、壽器;人死了又稱壽終、壽寢;為已經亡故的父母或祖(外祖)父母的壽日祝壽叫冥壽,也叫陰壽。至於用“壽”來命名的自然風物、古跡建築、人名,在中國則到處可見。以“壽”名山的有北京萬壽山、秦皇島市長壽山、廣西萬壽崖;以“壽”名縣的有壽甯、壽光、壽陽、仁壽,還有四川長壽縣、湖北鐘祥縣長壽鎮、湖南平江縣長壽街等;以“壽”名建築物的有益壽殿、延壽殿、壽安宮、永壽宮、萬壽宮、福壽觀、萬壽寺、萬壽廳、萬壽堂等。在中國人民的生活中,也創造了燦爛的飲食文化,有了壽而康、壽露春、長壽玉液、福壽酒、福祿壽喜酒;推出了百壽宴、福壽宴、長壽宴、龜壽宴、鶴壽宴及萬壽龍芽、無比壽芽、梅花壽果等壽菜品種。至於用“壽”取名的就更多了。僅就著名書畫家來說,就有漢代毛延壽,五代後蜀李壽儀,唐代何長壽,明代萬壽棋,清代陳洪壽、胡公壽,近代黃山壽,現代白壽章、潘天壽等。
  
  書畫中的壽文化
  
  在中國歷代碑刻、鐘鼎、漢磚、帛書、竹簡、典籍、器物、書畫中,也有大量壽字。漢《禮器碑》之“壽”,被譽為東漢絕品;源于東漢田儒書寫的《鏤壽碑》,字體洞勢嚴悅,用筆輕重自如,收放瀟灑,令人賞心悅目;晉王羲之《興福寺斷碑》中的“壽”字,如龍跳天門,虎臥鳳穴,堪稱書法之精品;廣西梧州冰井寺呂仙純陽之“壽”,字體方正,圓潤古樸,剛陽而不乏秀美;宋朝范成大《停雲館法帖》之“壽”,筆鋒雋秀遒勁,有一瀉千里之氣勢;出自一代女皇武則天的《升仙太子碑》“壽”字手跡,結構嚴謹,章法舒朗;現代于右任《集行草字典》之“壽”,蒼勁有力,灑脫流暢。不同朝代,不同字跡,不同形式的壽字書跡,構成了中國歷代書法奇觀。
  在古今書畫作品中,不僅留下了原始形態的“上酒獻壽”習俗的珍貴資料,也留下了歷代知名畫家根據歷史與傳說創作的大量有關壽文化的繪畫傳世作品。如漢代的畫像磚“酒宴”、彩畫“夫妻宴飲圖”及魏末畫像磚“竹林七賢圖”,記錄了中國人原始形態的祝壽習俗活動;隋朝有敦煌壁畫“西王母”;宋朝有徽宗趙佶的“瑞鶴圖”,宋人“耄耋圖”,木版年畫“東方朔偷桃”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套色木版畫史料;明代有早期年畫“南極星輝圖”,唐寅的“東方朔圖”、“王母蟠桃園”,方儀的“祝壽圖”,還有呂紀、呂文英的“竹園壽集圖卷”,畫中描述了弘治己未(1499年)戶部尚書周徑、吏部尚書屠、禦史侶鐘三人同值六十大壽,諸僚至周徑私宅置酒同慶的故事,畫中“諸公之相,各逼其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代官員祝壽之風的實況及中國壽文化習俗的早已形成;清代北京、蘇州、山東、開封、朱仙鎮等地的年畫中,都有不少反映壽文化的內容,另外還有任伯年的“群仙祝壽圖”、“壽比南山圖”、“老子授經圖”、“麻姑獻壽圖”、“三星圖”,吳昌碩的“壽桃”、“神仙福壽”、“桃壽千年圖”、“壽者相”、“鶴壽圖”,趙之謙的“千壽圖”、“眉壽圖”,王震的“南極仙翁”、朱屺瞻的“菊壽”,八大山人的“壽天百祿圖”以及黃慎、任熊、吳祥、陳之佛、俞齡、汪承蔭、陳恢、徐祥、張汝庚、汪喬、陳應隆、姚楷、楊善春等人的作品。近現代作品中也有不少以“壽”為題材的,有的近現代大師為表達對祖國的深情祝福,以水仙、壽石、萬年青、紅燈、博古等吉祥長壽之物入畫,寓政治清明、國壽無疆、康樂萬壽;也有些大師常以梅、桃、菊、松、柏、鶴、綬帶鳥、錦雞等象徵長壽、春色吉祥,以壽物崇拜,以柏諧百,以竹諧祝,以鶴諧賀,創作的“千壽圖”、“百壽圖”、“祝壽圖”、“賀壽圖”,給人以健康長壽美好的享受。在中國民間千百年來被推崇具有長生不老神奇本領的各路仙人、吉祥物像,構成了中國人祈福求祥、盼望自己壽運長久的一幅美麗神奇的景觀,中華群仙薈萃畫卷。
  
  不僅如此,連百姓的消遣生活也充滿著“壽”的情趣,吸煙有長壽煙,女士有壽百年煙;每逢節日來臨,為表達對老人的美好祝願,以組字形式畫一幅“壽星圖”,祝老人節日愉快,健康長壽!讓您在圖中找出三句話來(答案:壽比南山,福如東海,福壽齊天)。甚至謎底猜壽字,下棋擺壽字。如:謎語“一撇劃了三寸長”(謎底:壽);用棋子巧妙地構成一壽字,題為“祝您長壽”,此象棋殘局系趙殿忠為祝賀謝俠遜百歲壽誕所作。
  確實,一個“壽”字,給中華民族追求生命的旺盛與長久注入了無限美妙的激情。人也壽,物也壽;山也壽,水也壽;吃也壽,喝也壽;行也壽,居也壽;作也壽,玩也壽……中國人對壽的追求,真是無所不在,無時不在。“壽”是美好的企求,是生命的渴望,是永恆的讚歌,是智慧的詩行。
  
  歷代百壽圖
  
  中國的“百壽圖”有一個發展過程。
  從唐代《岱宗百壽》、《薛濤百壽》始,宋有《范仲淹百壽》、《王安石百壽》,元代有《耶律(耶律伯堅)百壽》、《薩氏(都刺)百壽》、《(郭)守敬百壽》,明代有《李益百壽》,清代有《桂良百壽》、《(劉)品百壽》等。
  清康熙年間,瓷都景德鎮將1萬個異體“壽”字集于一體,於禦窖場曾生產出一隻青花“萬壽”瓷瓶,瓶高77釐米,胎體厚重,胎質潔白細膩,形體端重秀麗,通體白釉,繪滿青花壽字蔓紋。壽字根據器形的變化,分別繪於瓶的口、頸、腹、足四個部位,以腹部最多最密,整整1萬字,寓意“萬壽無疆”。壽字採用各種篆書異體書寫而成。據考證,這只青花萬壽瓶,是專為康熙皇帝精心燒制的一件祝壽品,於是出現了“萬壽圖”。
  到了慈禧六十壽慶時,又出現了千壽圖。據傳,在慈禧六十壽誕之前,清廷便組成了一個為慶賀慈禧六十大壽而搜集古今“壽”字的“班子”,結果竟搜集到了4000多個不同筆劃的篆體“壽”字。接著又組成一個刺繡“班子”,將4000多個“壽”字用五彩絲線繡在錦緞旗幡上面,稱之為《千壽幡》。
  目前保留下來散存于祖國各地的“百壽圖”真跡,較為著名的有廣西永福縣夫子崖的摩崖石刻《百壽圖》,刻於南宋紹定二年(1229年),是我國南方摩崖石刻中的珍品;明代山西襄汾中黃村《百壽圖》碑、清代西安碑林《百壽圖》碑,妙峰山《百壽圖》碑、山西祁縣喬家大院清代磚雕《百壽圖》照壁等;還有開封市博物館珍藏的宋代《拱壽圖》,清代《六通書》中載有的289字壽圖,近代《民俗通書》載有的《百壽全圖》,每字均注有出處;至於飾有《百壽圖》的明清種類器物,如:百壽香爐、百壽竹簡、百壽瓶、百壽壺、百壽碗、百壽缽、百壽枕、百壽墨等等則多見於文物商店及民間收藏家的手中。這為當代《百壽圖》的創作傳播提供了依託,也充分說明了中國人對生命的珍視、對生活的熱愛、對高夀的企盼,展現了中華民族一種獨特的崇壽文化現象。
  到了近現代,“百壽圖”不僅在書畫界、而且在官方和民間都很盛行,已成為高級的賀壽吉祥禮品,有時還用於祝福政治清明,民族團結,國家昌盛,幾乎成了一切美好願望的圖騰!
  千百年來,中國壽字書法浩如煙海,在壽字愛好者的努力下,一些研究壽字書法的成果日見豐富,不少作品出版面世,促進了傳統民族文化的繁榮。
2011-02-14 15: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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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明皇族宗室的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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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族宗室的歷史變遷


明太祖洪武帝朱元璋:

    亂世造英雄。元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蜂起。農民出身的安徽漢子朱元璋揭竿而起,逐鹿中原,終一統天下,建立大明300年江山。從一個雲遊四方的和尚、窮得無地葬父母的農民,一躍而成為開創大明300年江山的偉大君主。作為中國歷史上惟一一位徹頭徹尾的農民無產階級出身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有他神話般的獨特身世和經歷,更有傳奇式的治國謀略和帝王生涯。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是個好地方,出了個皇帝朱元璋。

    縱觀中國上下幾千年,橫覽世界數百國,歷史上的王朝政權創建者們,大都出身于王侯貴族,或來自於達官名宦之家,鮮有出身平民百姓者。然而,那個屹立于世界東方達300年之久的泱泱大明王朝,其皇族卻並沒有什麼高貴的、值得誇耀的血統,相反,它完完全全來源於一個平凡而普通的家族——安徽鳳陽朱氏。即使再由鳳陽上溯其源,追到金陵句容朱家巷,你看到的也仍是平凡的血緣,而一絲神聖的榮光。

    明皇族的發源地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家族。

    “說鳳陽,話鳳陽,鳳陽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幾百年來,人們一談起朱元璋,便知道他是安徽鳳陽人。其實,嚴格說來,朱元璋的祖籍並非鳳陽,而應是金陵句容。遍查《明史》、《明實錄》、《天潢玉牒》等史籍,我們便會發現,明朝皇族朱氏屬於沛國郡這一大宗,但其有史可考的最早發源地卻只能追溯到金陵句容朱家巷。

    在朱元璋親自撰寫的《朱氏世德碑記》中,更詳細地說:“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有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桑。”可見,明朝皇族原本是金陵句容縣(今江蘇句容縣)朱家巷通德鄉的一個普通農民家族。

    那麼,作為明皇族前身的句容朱家巷朱氏,其根源又在哪裡呢?這支朱氏是何時從何地遷移到句容的呢?關於這一點,幾乎在所有正史籍上都沒有記載,幾百來在明史中仍是一個謎。

    原來,句容朱氏只是一個種地耕田、栽桑織布的普通農家,祖上並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光榮歷史。再加上本身文化素質不高,對宗族的歷史也就不甚重視和子解。甚至就連開創大明天下的明太祖朱元璋本人也不清楚句容朱氏出自何方,所以當年朱元璋奪取天下時,為了像歷代王朝創建者一樣有一個高貴的血統,這位農民出身的皇帝曾一度想認宋代大聖人朱熹做祖先。

    後來有人勸阻他說,陛下身為萬人之上的君王,其地位至尊無上,已比朱熹光彩得多,又何必還要硬去認一個地位比自己遜色的朱熹來做祖先,以犯數典忘祖之錯呢?朱元璋一聽有理,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其實,朱元璋雖不是朱熹的後代,但句容朱氏卻確確實實與朱熹的紫陽朱氏有關係。朱元璋當年早認朱熹為祖,可能依據族中某些傳說,並非完全無稽臆斷。

    據茶院府君第30世孫明朝南京禦史朱吾弼所撰《(豐城)社山朱氏世考》記載,金陵句容朱氏確源出朱熹所在的婺源茶院朱氏,與朱熹共祖茶院制置使朱環,並同祖婺源茶院第三世祖朱昭元。朱環生三子;廷傑、廷滔、廷雋。朱廷雋生一子昭元。朱昭元生三子:惟甫、惟贊、惟節。其中,朱惟甫一支仍居婺源,朱熹即為他的第六世孫。

    朱惟甫之弟朱惟節,官任禮部員外郎,始自徽州婺源徙居金陵句容縣北街巷,遂開句容朱氏一派。後句容北街巷朱氏族姓繁衍盛大,成為當地大姓世族,遂以姓稱呼所居地,改北街巷為朱家巷。同樣的記載,還可見于湖南平江岑川《朱氏宗譜》、湖南湘陰紫陽堂同治壬申《朱氏族譜》、湖南寧鄉念茲堂《黃金園朱氏六修支譜》、湖南長沙晉山朱氏玉奇堂四修《朱氏支譜》等朱姓譜牒。

    由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一事實:作為明皇族前身的江蘇句容縣朱家巷朱氏,與朱熹同屬婺源朱氏一宗,共祖茶院第三代朱昭元;句容朱家巷朱氏始祖朱惟節,是朱熹第六代祖朱惟甫之弟,大約在北宋早期自今江西婺源東遷至今江蘇句容縣,卜居北街巷,後改名為朱家巷。

     句容朱氏在兩宋時的情況,史書缺載,譜牒也語焉不詳,今已無法稽考,因此,在明王朝皇族史上,這至今仍是一段有待探索、開拓的空白。但是,有一點可以推論設想出來,即句容朱家巷朱氏族姓繁衍迅速,人口興旺,宗族規模比較大,所以才會形成朱家巷這個地名。

    但是,句容朱氏大則大矣,卻並非顯貴。說它是大族,僅就人口數量、家族規模而言,而非就其宗族勢力、地位而言。從這方面來說,句容朱氏只是一個極其普通的世代務農的平凡宗族,終宋一代三百來年,它從未產生過什麼著名的人物,無論是學者名儒,還是達官顯宦,甚至找不出一個郎官(品位最低的官),也找不出一個舉人或進士來。

    據《朱氏世德碑記》、《明實錄》和《天潢玉牒》,朱元璋的有史可查的祖先可追溯到第五代祖朱仲八。朱仲八,南宋晚期句容朱家巷人,世代務農,家境貧困,他娶陳氏,生三個兒子:六二、十二、百六。其中,第三子朱百六就是朱元璋的高祖,後來朱元璋做了皇帝,他被追尊為玄皇帝,廟號德祖。朱百六夫人胡氏,後被追為皇后,她生了兩個男孩:四五、四九。其中,次子朱四九是朱元的曾祖父,後以孫貴被追尊為甯茷牷A廟號懿祖。朱四九夫人侯氏,追尊為皇后,她生了四個兒子;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其中,長子朱初一,就是朱元璋的祖父,後被追尊為裕皇帝,廟號熙祖。

    安徽鳳陽朱氏,天下第一尊顯的“國姓”家族,雖歷經動亂仍繁衍不息。

    自朱元璋做了皇帝後,便大封同姓為王,並確立封建藩王的定制。從此,朱氏一躍而成為我中華帝國的“國姓”,而安徽鳳陽朱氏則一躍而成為天下最尊顯的貴族——宗室皇族。300年大明天下,明太祖朱元璋的龍子龍孫們在最優越的條件下以幾何級數不斷繁衍,到明朝末年,已由一人之身發展為一個擁有數十萬人口的龐大宗族,分佈於全國各地。即使經過明清鼎革的災難,鳳陽朱氏仍有很大部分生存並繁衍下來,構成今日朱氏族姓中極重要的一支。

    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子孫,致使朱明王朝皇族宗室人口無比龐大。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謀士們認為,宋朝和元朝所以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強,皇帝得不到宗室藩屏。因此,他一統天下之後,便於明太祖洪武三年(即西元1370年)開始分封九個皇子為親王,並規定一整套嚴格的封藩制度這一制度,成為被明王朝歷代帝王遵從不變的祖訓。

    後來,朱元璋考慮隨著子孫繁衍,可能會名字重複,於是親自為子孫們制定了取名命字的原則和方法。他為24個兒子的後代世系,各擬定了20個字,每個字為一世。幾世孫初生,由宗人府依據世次順序取雙名,雙名中的前一個字即太祖所取,後個字則必須是一個以五行做偏旁的字,五行則以“火、土、金、水、木”為順序,如“火”為朱元璋孫子輩命名所用偏旁。

    在朱元璋為24房子孫所取派語中,長房東宮懿文太子朱標的後裔世系派字是:“允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順道宜逢吉,師良善用晟。”第四房燕王府也即後來成為明朝帝系的朱棣後裔世系派字是:“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促,簡靖迪先猷。”如建文帝朱允炆,即是朱元璋長房“允”字輩,“火”行。又如最後一個皇帝崇禎朱由檢,即第四房第十代,屬“由”字輩,“木”行。

    明王朝設有宗人府,專門管理皇族本家宗室事宜。又有專門記載皇族宗室繁衍傳遞和生死娶葬的譜牒,叫做玉牒。玉牒每十年一修,由翰林院的官員專司其職,定期公佈。

    由於有優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明朝的皇子王孫們,往往廣娶妃嬪妻妾,因而又繁育出眾多的龍子龍孫。整個明朝時期,皇族宗室人口的再生產,表現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特點。如太祖朱元璋生育了26個兒子,其中24年兒子有後,明仁宗朱高熾生了10個兒子,英宗朱祁鎮有9個兒子,憲宗朱見深有14個兒子,世宗、神宗也各有8個兒子,而晉王府的慶成王朱濟炫,則多達100個兒子,且均長大成人,兄弟多得不盡相識。如此高的出生率,使得明朝宗室的人口成幾何級數不斷增加、膨脹。

    整個明王朝一代,朱元璋的龍子龍孫們先後登基繼位做皇帝的共有16人(不包括南明各帝),封為親王的83人,封為人公主的80余人,封為郡王至奉國中尉的,則多得不可勝數。

    據史籍記載,明洪武年間(西元1368--1398年),明宗室人口才58人。到明永樂年間(西元1403--1424年),30年左右增加1倍,達到127人。明嘉靖八年(西元1529年),玉牒所載宗室人口達8203人,100年間增加6倍。至嘉靖三十二年(西元1553年)又增加約1.5倍,達17661人。

    嘉靖期間,僅河南地區便有親王5人,郡王80人,將軍、中尉、郡主、縣主、縣君等共1890人,為天下之最。明隆慶三年(西元1569年),宗室人口過18492人。再過26年,到明萬曆二十三年(西元1595年),見載於玉牒的宗室人口,已達157000餘人。估計到明朝末年,宗室人口至少已超過20萬人,這大概是世界上繁衍發展最快的宗族,正如當時人王世貞所說,這也是“千古所未有也”。

    明制規定,宗室祿給標準,親王祿米10000石,郡王2000石,鎮國將軍1000石,輔國將軍600石,鎮國中尉400石,輔國中尉300石,奉國中尉200石。公主及駙馬2000石,郡主以下逐級遞減。這樣,明王朝的皇族宗室成員,成為一種特權階層和寄生階層。

    這些龍子皇孫們,大都不勞而獲,過著縱情聲色犬馬的生活。除個別優秀者對國家民族和世界文化的進步作出過特殊貢獻外,大都是一些隻吃喝玩樂和沒有出息的人。而龐大的宗室,耗費了不知多少國家財富、民脂民膏,特別是明中後期,巨額的宗祿開支使人人的賦役負擔日益繁重,也造成明王朝嚴重的財政危機。如嘉靖三十一年(西元1552年),全國稅糧總收入為2285萬石,而各王府的歲祿開支就達853萬石,占全國稅糧總收入的37%,成為國家經費中的最大開支。

    因此,日益膨脹的皇族宗室人口和負擔,成為明朝中晚期最嚴重的問題,可惜,分封之制,是太祖所定的萬世不易的祖訓,明王朝始終沒能很好解決這一問題。可以說,與當初太祖屏藩願望相反,宗室問題,正是導致明王朝朱氏天下衰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懿文太子家族:


    朱元璋創建明朝後,便確立嫡長子繼承制以避免皇室內部紛爭。明太租洪武元年(西元1368年)他立長子朱標為太子,這便是歷史上的懿文太子朱標。

    懿文太子朱標(西元1355--1392年),是朱元璋皇后馬氏所生長子。史稱太子朱標生性忠厚寬仁,在宋濂等大儒的長期教育下,本有希望成為一位仁君。可惜天不由人,朱標還沒來得及繼承皇位,便先于父親在明洪武二十五年(西元1392年)過早病逝,年僅38歲,諡懿文。建文帝初年,追尊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朱標元配常王妃、次妃呂後,共生五子:雄英、允炆、允熥、允熞、允(火+熙)。

    懿文太子死後,依制當以他的長子朱雄英為下一個繼承人,但朱雄英這位嫡長孫年僅8歲便死了(後追尊為虞懷王)。為了避免各子覬覦皇位,求得天下穩定,朱元璋便在生前立朱標次子朱允炆為皇太孫,臨終立下遺囑:“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這樣,西元1398年朱元璋辭世後,21歲的皇太孫朱允炆便根據明太祖遺詔繼位元大統,改元建文。

    明建文帝朱允文炆(西元1377—1402年),是朱標與呂王妃所生的兒子。史書上說朱允炆自幼聰明好學,但又說他顱額偏長,無帝王之像。且為人仁厚有餘,剛強渾厚不足,顯得未免有些柔弱,氣質作風頗似乃父。朱允炆繼位後,施行仁政,成為一位開明君主。他在位期間,國家太平,政通仁和,人民安樂,呈現一派升平景象。

    但是,朱允炆的少年為皇,引起了各位被封藩王、手握重兵的叔父們的嫉妒和不滿,各王府不斷出現謀反跡象,朝廷與諸王之間關係日見緊張。在這種情況下,朱允炆依漢景帝之例,採取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的計謀,實行削藩政策,以加強中央集權。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年內將周王朱橚、岷王朱楩、齊王朱榑、代王朱桂、湘王朱柏等五蕃勢力剷除。然後將矛頭指向北京的燕王朱棣。朱棣遂于明建文元年(西元1399年)七月起兵反叛,並打起“靖難”旗號。意思是說,朝廷有奸人當權,皇帝有難,所以燕王起兵,為的是殺掉皇帝身邊的壞人,解除皇帝的危難。歷史上稱這場戰爭為“靖難之役”。

    這場長達四年之久的“靖難之役”打得驚天動地,異常慘烈。最後,由於建文帝朱允文心存仁厚,又決策不明,用人不當,而燕王朱棣為人勇猛果斷,有統兵作戰之才,這場戰爭終於以朱棣得勝、建文帝慘敗而告終。明建文四年(西元1402年)五月,燕王朱棣終於揮師南下,攻破大明朝都城南京,幾天之後即取代建文,在南京稱帝是為明成祖。據載燕師入京之後,南京皇宮大火沖天,朱棣帶領人馬殺入,連續清宮三日。宮人、女官、內官、凡忠於建文帝之人都慘遭殺害。

    然而,作為燕王朱棣眼中釘、肉中刺的頭號大敵,建文皇帝朱允炆卻在南京失陷之後下落不明,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有人傳說建文帝在京都失陷、皇宮大火時葬身火海之中。但又有人說燒死的不是建文帝而是皇后,是那些宮人,內官為了掩護建文帝,把灰燼中的皇后屍體故意說成是建文帝的屍體,而建文帝則已逃出宮外。

    後來的史家,大都相信此一說法。當時的朱棣也一直懷疑朱允炆活在人世,所以不斷派人去尋找建文帝下落,直到朱棣臨死時才罷。明永樂五年(西元1407年),朱棣便派一個叫胡濙的人,假稱尋訪仙人張三豐,去尋訪建文。有人傳說建文帝當年從海上乘船逃走了,朱棣便派鄭和七下西洋,目的是尋找建文。另外,朱棣派陳誠出使西域,傳說也是為尋找建文帝下落。

    關於建帝朱允炆的下落,600年過去了,至今仍是一個令歷史學家無法踴解的千古之謎。

    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后馬氏,當年以身殉難。馬氏與建文帝共生二子:文奎、文圭。長子朱文奎,生於明洪武二十九年(西元1396年)十月晦日。據說朱文奎出生後,太祖朱元璋說:“日月皆終,大凶之象。”所以很不高興。建文帝即位後,他被封為皇太子。靖難兵起,京城失陷,朱文奎也不落不明,年僅其七歲。

    少子朱文圭(西元1401--1457年),靖難之變時,年僅兩歲,城破後被幽禁在中都廣安宮,號稱建庶人。直至明英宗復辟,憐惜他無辜被囚,遂將他釋放,讓他回到安徽鳳陽老家居住,並派宦官20人、婢妾10餘人給他差使,婚娶出入聽隨自便。但不久,獲得自由的朱文圭又因病去世,年壽57歲。朱文圭的後裔情況不詳,只知在明正德、萬曆、崇禎年間,均有人提出要續封他的後代,但沒有結果。





燕王家族:

    朱棣(西元1360年--1424年),史稱明成祖,又被稱為永樂皇帝。朱棣本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明初被封為燕王,統兵鎮守北方重鎮北平(今北京市)。靖難政變,篡侄為皇。明永樂二十二年(西元1424年)七月辛卯,朱棣因積勞成疾,於第五次北征蒙古回師途經榆木川時,忽然病逝,享年65歲,歸葬于北京天壽山長陵,初諡“啟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孝文皇帝”,廟號太宗;明嘉靖時改諡為“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改為成祖。

    明成祖朱棣娶開國元勳徐達長女為妻,就是徐皇后,又有寵倖的昭獻貴妃王氏、恭獻賢妃朝鮮人權氏等眾多妃嬪,共生四子:高熾、高煦、高燧、高爔。朱高熾(西元1378--1425年),明洪武時立為燕王世子,明永樂時立為皇太子。明成祖北伐親征時,他多次受命監國,明永樂二十二年(西元1424年)八月十五日繼為帝,改明年為明洪熙元年,這就是朱棣長子明仁宗繼位。成祖次子朱高煦,被封為漢王;三子朱高燧,被封為趙王;四子朱高(火+羲)早年夭折,未被封王。

    明仁宗朱高熾好不容易繼位皇帝,採取一系列措施減輕老百姓負擔,如停止下西洋活動、減免地方賦稅。他又為許多大臣平反昭雪,維繫人心。他最重要的業績在於提高內閣職權,信用閣臣,審時度勢,轉變國策,為明朝仁宣太平極盛之世打下了基礎。可惜朱高熾未能全面實行他的仁政,僅僅做了10個月的皇帝,便於明洪熙元年(西元1425年)五月十二日在北京欽安殿病逝,享年才48歲。朱高熾死後,被諡為“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同年九月葬於獻陵(北京昌平天壽山西峰下)。

    仁宗皇后張氏,即誠孝皇后;又有恭肅淑妃郭氏、貞惠麗妃王氏、惠安順妃王氏、恭僖充妃譚氏等,共生十子七女。長子瞻基,即明宣宗,為張惶後生;次子朱瞻埈,李賢妃所生,被封鄭王;三子朱瞻墉,張惶後生,封越王;四子朱瞻垠,追封蘄王;五子朱瞻墡,張惶後生,封襄王;六子朱瞻堈,張順妃生,封荊王;七子朱瞻墺,李賢妃生,封淮王;八子朱瞻塏,郭貴妃生,封滕王;九子朱瞻垍,郭貴妃生,封梁王;十子朱瞻埏,郭貴妃生,封衛王。其中,四子朱瞻垠早逝,王位系追封;三子越王朱瞻墉、八子滕王朱瞻塏、九子梁王朱瞻垍、十子衛王朱瞻埏,後均因無子而廢除封國。

    明宣宗朱瞻基(西元1398--1435年),是明仁宗長子,生於明洪武三十一年(西元1398年)二月初九日,明洪熙元年(西元1425年)六月十二日以皇太子繼位為皇,改明年為明宣德元年。明宣德十年(西元1435年)正月初三日,朱瞻基忽然病逝於北京乾清宮,年僅38歲。諡為“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同年六月葬在北京景陵。

    明宣宗原以胡氏為皇后,孫氏為妃,後改立孫氏為後,廢胡氏為靜慈仙師。史書記載,胡氏、孫氏兩個皇后都沒生兒子。明宣德二年(西元1427年)十一月十一日,一名宮女為宣宗朱瞻基生了個男孩。工于心計的貴妃孫氏偷偷殺死這位連姓名都沒留下來的宮女,抱走她的兒子,謊稱自己所生,取名朱祁鎮。第二年二月六日,不滿三個月的朱祁鎮被正式冊封為皇太子。

    宣宗突然病逝後,年僅八歲的朱祁鎮於宣德十年(西元1435年)正月十日正式登基即位帝,改明年為正統元年,這便是明朝歷史上第一位少年天明英宗朱祁鎮。明天順八年(西元1464年)正月十六日,也正是朱祁鎮復辟七周年日,這位當了7皇太子、7年太上皇、22年皇帝的明英宗因病去世,享年37歲,諡為“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同年五月葬於北京十三陵之一的裕陵。

    明英宗皇后周氏,另有宸妃萬氏、惠妃王氏、淑妃高氏、德妃韋氏,共生九子:見濬、見潾、見湜、見淳、見澍、見澤、見浚、見治、見沞,除長子朱見濬繼位為帝,三子朱見湜早夭未封外,其他七子分別封為德王、許王、秀王、崇王、吉王、忻王、徽王。其中,老三朱見湜、老四朱見淳、老五朱見澍和老八朱見治,均因無後絕嗣,其餘四子後裔則世襲為王,傳祚較為長久。

    明憲宗朱見深(西元1447--1487年),原名朱見濬,是明英宗朱祁鎮和皇后周氏所生嫡長子。生於明正統十二年(西元1447年)十月初二,正統十四年(西元1449年)土木之變後冊立為皇太子,景泰三年(西元1452年)被廢為沂王。天順元年(西元1457年)英宗復辟後複立為太子,改名朱見深。朱見深死後,被尊諡為“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葬於北京十三陵之一的茂陵。

    朱見深與萬貴妃、紀淑妃、邵妃、張惠妃、姚安妃、楊恭妃、潘端妃、王敬妃等人共生了14個兒子:長子沒取名便死了;二子朱祐極,成化七年(西元1471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十二月旋即暴逝;三子朱祐樘,繼位為皇,即明孝宗;四子朱祐杭,封興王,後追尊為興獻皇帝;五子朱祐棆,封岐王,成化十四年(西元1487年)死,無子,國被廢除;六子朱祐檳,封益王;七子朱祐楎,封衡王;八子朱祐枟,封雍王,正德二年(西元1507年)死於地震後,也因無子嗣封,國被廢除;九子朱祐稽,封壽王,嘉清二十四年(西元1545年)死後,也因無子除封號;十子剛出生即夭折,未及取名和封王;十一子朱祐槨,封汝王,嘉靖二十年(西元1541年)死後,因無子被廢封號;十二子朱祐橓,封涇王,弘治十五年(西元1502年)死後無子除封;十三子朱祐樞;十四子朱祐楷,封申王,弘治十六(西元1503年)死後無子除國。

    明孝宗朱祐樘(西元1470--1505年),本是明憲宗第三子,生於明成化六年(西元1470年)五月,母親是紀淑妃。6歲時被立為太子,但不久生母紀淑妃被父皇寵妃萬貴妃毒害而死,他由祖母孝肅皇太后周氏留在仁壽宮撫養成人,直到18歲時始登皇位。明孝宗在位18年。弘治十八年(西元1505年)四月辛卯午刻病逝,年僅36歲,葬在泰陵,諡為“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明孝宗朱(礻右)樘娶皇后張氏,另娶眾多妃嬪,但僅生二子:長子朱厚照,後繼位皇,即明武宗;次子朱厚煒,年僅三歲夭折。明武宗為政腐敗,差點斷送了大明基業。

    明武宗朱厚照(西元1491年--1521年),是孝宗皇帝與張惶後所生獨子。史稱朱厚照自小聰明伶俐,很受孝宗寵愛。父母都指望他能承繼朱氏祖先大業,保住他們的大明江山,做一個大有作為的君主。可惜,父母的期望成為泡影,朱厚照非但沒能光大祖業,反而為政腐敗,差點葬送了大明基業。明武宗朱厚照於明正德十六年(西元1521年)三月二十日病死于豹房,年僅31歲。死後尊諡為“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在康陵。明武宗朱厚照生前嗜好玩樂,曾自號“大慶法王”和“威武大將軍朱壽”。在性生活上,他荒淫縱欲,凡是他看上的婦女,他根本不管她是否結婚或正在懷孕,甚至做過妓女也不在乎。大概也正因為他荒淫過度,所以儘管他有眾多的後妃嬪妾,卻沒有生下半個兒子來。他死後,竟無子繼位,皇位只好傳給堂弟朱厚熜了。

    明世宗朱厚熜(西元1507--1566年),是明武宗堂弟、明憲宗成化帝朱見深的孫子。憲宗當年共生有14個兒子,其中第四子朱祐杭,即是朱厚熜的生父。朱祐杭于明成化二十三年(西元1487年)封為興王,藩國在湖廣安州(今湖北安陸、鐘祥一帶)。興王朱祐杭嗜讀詩書,杜絕珍玩,在當時諸王中是較有才華的一個。他的著作有《含春堂稿》、《思紀詩集》。正德十四年(西元1519年)去世,當時諡獻,稱興獻王,後以子貴,追封為恭穆獻皇帝。

    興獻王朱祐杭與王妃蔣氏所生的嫡長子也是獨子,便是朱厚熜。朱厚熜生於正德二年(西元1507年)八月八日,正德十四年(西元1519年)父親去世後,年僅13歲的他嗣封為第二代興王,居安陸,至此始自安陸入京承繼帝位。年僅15歲。

    明嘉靖四十五年(西元1566年)二月,一代忠臣海瑞上了一道千古聞名的《治安疏》。在這篇文章裡,海瑞大罵這位昏庸腐朽的世宗皇帝,說他“一意玄修”,“侈興土林”,“綱紀弛”,“名爵濫”,“薄于父子”,“薄于君臣”,“薄于夫婦”,使得“民不聊生”,“室如懸罄”。海瑞又借百姓之口,尖銳指出:“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並直言道:“天下人民早就認為你不是一個好皇帝了。”海瑞的奏疏,如利刃一把,刺中了世宗的痛處。明世宗看罷此疏,又怒又懼。結果一病不起,終於嘉靖四十五年(西元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去世,享年60歲。朱厚熜死後,被尊諡為“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葬於十三陵中的永陵。

    嘉靖帝朱厚熜後妃眾多,見於記載的就多達六十多個。他與皇妃閻氏、王氏、枉氏、盧氏、江氏、趙氏、陳氏,趙氏等人共生八個兒子:長子朱載基,生二月即死,追封哀沖太子;二子朱載壑,嘉靖十八年(西元1539年)立為太子,20歲時夭折,諡莊敬太子;三子朱載垕,封裕王,後繼位為皇,即明穆宗;四子朱載圳,封景王,嘉靖四十五年去世,無子廢封,諡景恭王;五子、六子、七子和八子均未滿歲便夭折了。八個兒子中,僅穆宗一支有傳人,其餘都絕嗣。

    明穆宗朱載垕(西元1537--1572年),是明世宗與杜康妃所生的兒子,排行第三,生於明嘉靖十六年(西元1537年)正月二十三日,3歲封裕王,30歲始登基稱帝,在位才五年多。明隆慶六年(西元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病逝于乾清宮,年僅36歲。朱載垕死後被尊諡為“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在皇帝”,廟號穆宗,葬在昭陵。

    穆宗朱載垕與李皇后、陳皇后、李貴妃等共生四子:長子朱翊釴,五歲時夭折,後追封為憲懷太子;二子朱翊鈴,未滿一歲便夭折而死;三子朱翊鈞繼位,即明神宗;四子朱翊鏐,封潞王,傳國至清初被消亡。

    明神宗朱翊鈞(西元1563--1620年),是穆宗朱載垕與李貴妃所生的兒子,排行第三。他生於明嘉靖四十二年(西元1563年)八月十七日,雖非嫡長子,但因兩兄均夭折,他于隆慶二年(西元1568年)二月被冊立為皇太子,九歲時登基做皇帝。明萬曆四十八年(西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這位昏庸的明神宗皇帝朱翊鈞,終於拋下了被他搞得危機四伏的國家和水深火熱中的百姓,離開了人世,享年57歲。朱翊鈞死後被尊諡為“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葬於十三陵中的定陵。

    明光宗朱常洛(西元1582--1620年),是神宗朱翊鈞與恭妃王氏所生的兒子。神宗萬曆皇帝與王恭妃、鄭貴妃、周端妃、李貴妃等共生了八個兒子:長子朱常洛,即光宗泰昌帝;二子朱常漵,一歲時夭折;三子朱常洵,封福王,福王子朱由崧,即弘光皇帝;四子朱常治,早殤;五子朱常浩,封瑞王,藩國在漢中,被張獻忠所殺;六子朱常潤,封惠王,建藩國於荊州,明末農民戰爭中下落不明;七子朱常瀛封桂王,桂王的兒子朱由榔,即永曆皇帝;八子朱常溥,兩歲時夭死。

    明光宗朱常洛生於明萬曆十年(西元1582年)八月。雖然貴為皇太子,但據史書記載,朱常洛的早年是不幸中度過的。在兄弟八人中,朱常洛本是長子,但因他的生母王恭妃原是個地位低下的宮女,很不受父親萬曆皇帝的寵愛,所以朱常洛從小也沒有得到過父愛。父親寵愛的是鄭淑妃和她所生的福王朱常洵,曾想立福王為皇太子,只因群臣反對、太后干預才沒成功。這樣,並不受父皇喜愛的朱常洛才于萬曆二十九年(西元1601年)被立為皇太子,當時他已19歲了。

    但即使做了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極不穩定,甚至還發生了謀殺太子未遂的梃擊事件。萬曆帝對太子漠不關心,甚至沒想到要及時讓太子讀書。身為太子,朱常洛到13歲才在大臣們的力爭下出閣讀書。在讀書時,甚至連內監也刁難他。所以他的文化修養不高。就這樣,明光宗在孤獨、苦悶、壓抑、恐懼中度過了39年,直至即位才松了口氣。明萬曆四十八年(西元1620年)八月三十日,朱常洛去世,年僅39歲,葬在慶陵,諡“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

    明光宗與王才人、王選侍、李選侍、劉淑女、定懿妃、敬妃等人共生七個兒子:由校、由(木+學)、由楫、由模、由檢、由栩、由橏。其中,長子朱由校與五子朱由檢後來都做了皇帝,即歷史上有名的明熹宗和明思宗崇禎皇帝,而其餘五個兒子則都夭折了。

    明泰昌元年(西元1620年)九月六日,光宗死後五日,他的長子朱由校在奉天門即位登基稱帝,改明年為天啟元年,這便是明熹宗天啟皇帝。明熹宗朱由校(西元1605--1627年),是明光宗與王才人(地位較低的宮女)所生的長子,生於明萬曆三十三年(西元1605年)十一月十四日,15歲即位做皇帝,開始了明朝天啟時代。於天啟七年(西元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病死在北京乾清宮,年僅23歲。儘管他罪過天大,死後仍被尊諡為“達天闡道教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廟號熹宗,葬在十三陵中的思陵。

    明熹宗本來生了三個兒子,即老大懷沖太子朱慈然,老二悼懷太子朱慈焴,老三獻懷太子朱慈炅,可惜出生不久便都夭折了。這樣,熹宗死後,竟落了個無子繼位的下場,皇位只好傳給他的五弟朱由檢。

    明天啟七年(西元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也就是明熹宗死後兩日,他的五弟朱由檢以信王身份即皇帝位,改明年為崇禎元年,這便是歷史上的明思宗(後改為毅宗)莊烈皇帝,又稱崇禎皇帝。

    明毅宗朱由檢(西元1611--1644年),是明光宗朱常洛與劉賢妃所生的兒子,排行第五,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天啟二年(西元1622年)被熹宗封為信王,17歲時即位皇帝。

    在明朝的皇帝中,崇禎皇帝是最勤于朝政和有雄心壯志的皇帝。他受命于危難之時,滿懷希望憑藉自己的努力來挽狂瀾,重建太平天下,振興朱氏政權。即位不久,他便開始了雷厲風行的改革。首先下令,逮捕罪大惡極的魏忠賢,逼得他自殺身亡;接著焚毀《三朝要典》,軟定逆案,將兩百六十餘名閹党成員或殺或禁錮或流放,從而清除了魏氏黨羽;然後平反冤獄,起有東林黨人。又整頓吏治,加強科舉,培養人才。對於邊事,崇禎也極為重視,他起用著名將領袁崇煥為兵部尚書,經略遼東,有力抵禦了後金的入侵。對國內的農民起義,則主要採取安撫的政策,而將精力集中在對付後金。應該說,崇禎皇帝即位之初的政策是正確和有作為的,他也不失為一個開明的君主。

    明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最後攻破明王朝的首都北京。崇禎皇帝見大勢已去,國破家亡,便絕望地親手殺死自己的皇后、妃嬪和公主,並邊殺邊泣道:“你們為何生在我家?”然後,崇禎與太監王承恩爬上了北京煤山。崇禎脫下龍袍,在衣襟上留了字後就赤足輕衣,以發蓋臉,上吊自殺于煤山壽皇亭。崇禎死後,先被停屍示眾,後葬在昌平,清朝鼎定後,改用皇帝之禮重葬於十三陵中的思陵。死後清朝諡為莊烈湣皇帝,廟號懷宗,而南明政權定廟號為思宗,不久又改為毅宗。

    明崇禎皇帝朱由檢與皇后周氏、貴妃田氏共生有七子六女。七個兒子中,除次子朱慈烜、五子朱慈煥與六子、七子早年夭折外,長子朱慈烺,崇禎二年(西元1629年)二月生,三年(西元1630年)立為皇太子,大順軍攻破北京時被俘,封為宋王,李自成逃離北京時已16歲,不知所終。三子朱慈炯,生於崇禎四年(西元1631年),崇禎十四年(西元1641年)封為定王,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北京淪陷時14歲,下落不明。四子朱慈炤,崇禎十五年(西元1642年)三月封永王,北京失陷時也下落不明。六個女兒中,有四個早年夭折;長平公主被崇禎砍掉右臂,僥倖不死,順治三年(西元1646年)病逝;幼女昭仁公主,明亡時也被父親一同殉國。




秦王家族:

    大明洪武三年(西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冊封嫡第二子朱(木+爽)為秦王,並下令他在洪武十一年(西元1378年)到西安建國就藩,朱(木+爽)的後裔,便繁衍形成明朝宗室的第2房

    第1代秦王朱(木+爽)(西元1356--1395年),在太祖的24個親王中居長,洪武二十二年(西元1389年)任宗人府宗人令。兩年後,因建造王宮太過奢華和其他過失,被召還京師受責,兩年後才回到西安藩府。洪武二十八年(西元1395年)因率兵鎮壓兆州(今甘肅臨潭)少數民族叛亂有功,受到朱元璋賞賜。同年,因病去世,諡為湣,故史稱秦湣王。

    朱元璋為二房秦湣王朱(木+爽)後裔制訂的20個派字是:“尚志公誠秉,惟懷敬誼存,輔嗣資廉直,匡時永信(堅心旁+享)。”

    秦湣王朱(木+爽)原配妃王氏、次妃鄧氏,共生六子,均封王:嫡長子朱尚炳,嗣封為秦王;嫡二子朱尚烈,封為永興郡王;嫡三子朱尚煜,嗣封保安郡王;庶四子朱尚(火+舟),封興平郡王;庶五子朱尚(火+工),封為永壽郡王;庶六子朱尚(火+介),封為安定郡王。

    第2代秦王朱尚炳在位時,曾鎮壓過沔人高福興暴動。燕王篡國稱帝,曾派使到西安,朱尚炳初時傲慢無禮,後被明成祖威脅,才謝罪歸服。明永樂十年(西元1411年)去世,諡為隱,史稱秦隱王。生數子:嫡長子僖王朱志(土+琚^,嗣封為第3任秦王,永樂二十二年(西元1423年)去世,無後;嫡二子懷王朱志均,初封渭南王,永樂二十二年(西元1423年)嗣位為第4任秦王,宣德元年(西元1426年)去世,無後;庶三子康王朱志(土+契字底下的大字改為系),初封富平王,宣德三年(西元1428年)進封為第5任秦王。

    秦康王朱志(土+契字底下的大字改為系)於景泰六年(西元1455年)死後,由嫡長子朱公錫於天順二年(西元1458年)襲封為第6任秦王,這便是秦惠王,而封他的弟弟朱公銘為臨潼王。臨潼王朱公銘生的庶長子朱誠(氵+萬)襲封臨潼王,二子朱誠潤封為鎮國將軍。

    秦惠王朱公錫于成化二十年(西元1484年)去世,由他的庶一子朱誠泳(原封鎮安王)于弘治元年(西元1488年)襲封為第7任秦王,此即秦簡王。秦簡王朱誠泳於弘治十一年(西元1498年)去世,無子繼位,改由從侄朱秉(木+雙)嗣封。

    秦昭王朱秉(木+雙),本是臨潼王朱誠(氵+粲)庶一子,初襲封臨潼王,弘治十三年(西元1500年)改嗣封為第8任秦王,但第二年便死了。他死後,由他的庶長子朱惟焯於明正德四年(西元1509年)襲爵為第9任秦王。秦定王朱惟焯明嘉靖二十三年(西元1544年)去世,也無子嗣位,改由他的再從侄朱懷(土+卷)襲封。

    秦宣王朱懷(土卷)曾祖是鎮國將軍朱誠潤,朱誠潤生輔國將軍朱秉(木+伏),朱秉(木+伏)生奉國將軍朱惟(火+廉),朱惟(火+廉)生子朱懷(土+卷),初封鎮國中尉,明嘉靖二十七年嗣封為第10任秦王。

    秦宣王朱懷(土+卷)於明嘉靖四十五年(西元1556年)去世,他的兒子朱敬(钅+容)于明隆慶三年(西元1569年)由隆德王襲封為第11任秦王。秦靖王朱敬(钅+容)于明萬曆四年(西元1576年)去世,生數子:嫡長子朱誼澡,嫡二子朱誼(氵+巛頭+夕),三子朱誼漶。

    秦敬王朱誼澡,明萬曆三年(西元1575年)封世子,萬曆九年(西元1581年)襲封,為第12位秦王,十四年(西元1586年)去世,無子嗣位,改由弟弟朱誼漶襲封。

    秦王朱誼漶,明萬曆十三年(西元1585年)封奉國中尉,十四年(西元1586年)加封紫陽王,十五年(西元1587年)改嗣位為第13任秦王。他去世後,由他的兒子朱存樞于萬曆後期襲封為第14任秦王,也是最後一任秦王。

    明崇禎十六年(西元1643年),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起義大軍攻入關中,西安淪陷,秦王朱存樞被俘,投降起義軍,被大順政權封為權將軍。此後,大順義軍失敗,朱存樞下落不明。至此,建藩西安長達273年的秦王藩國滅亡。秦湣王朱(木+爽)的後裔也在這場浩劫中或被殺戮,或被迫逃亡,下落不明。



晉王家族:

    皇族第3房是晉藩家族,大概是諸藩之中繁衍最盛的一支

    明皇族第3房始祖朱(木+岡)(西元1358--1398年),是朱元璋與馬皇后所生的第3個兒子,洪武三年(西元1370年)封晉王,建藩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十一年(西元1378年)就藩。史書記載,這位元第一任晉王,自小跟大學者宋濂學文,又從杜環學習書法,長得“修目美髯,顧盼有威”,而且智慧極高。封王之後,鎮守北方重鎮,與燕王朱棣一起成為明初最有勢力的藩王,多次參預明初軍國大事。如洪武二十三年(西元1360年)受命與燕王朱棣一超率師遠征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當時大將潁國公傅友德等都聽他節制。洪武二十八年(西元1395年),又受命同周王朱(木+肅)一同率河南、山西諸衛軍出塞築城屯田,以鞏固邊防。可見朱(木+岡)對明初的朱氏政權和國家民族,作出過較大貢獻。但朱(木+岡)這個人的性格,頗有些驕縱,在晉王任上,也做過許多不法妄違的事,甚至一度陰謀造反,因被人告發不遂,從此受到朱元璋的責怪和疏遠,洪武三十一年(西元1398年)因憂怨而死,年僅41歲,在位28年,諡為恭,史稱晉恭王。

    晉王朱(木+岡)後裔,以“濟美鐘奇表,知新慎敏求,審心咸景慕,述學繼前修”20字為派語。

    朱(木+岡)與王妃傅氏(潁國公傅友德女)等妃共生七子:嫡長子朱濟(火+喜),嗣封為第二代晉王;二子朱濟燁,永樂初封為高平王;庶三子朱濟(火+黃)初封聞喜王,後改封平陽王,再改封為第三任晉王;四子朱濟炫,明永樂元年(西元1403年)封為慶成王;五子朱濟煥,永樂二年(西元1404年)封為甯化王;六子朱濟(火+良),永樂九年(西元1411年)封為永和王;七子朱濟(火+高),永樂初封為廣昌王。

    晉定王朱濟(火+喜)在明洪武三十一年(西元1398年)襲封為第二代晉王。靖難之役,朱濟(火+喜)出兵勤王,支持建文帝,進攻燕王。成祖即位,當然對他很不高興,曾殺晉王長史以示懲罰。庶三子平陽王朱濟(火黃),為人狠戾狡奸,這時便乘機陷害。明永樂十二年(西元1414年),明成祖廢除朱濟(火+黃)王爵,連同晉王世子朱美圭一同廢為庶人,而改立朱濟(火黃)為王。

    朱濟(火黃)篡位後,更加驕橫暴虐,毒殺嫡母謝氏,逼奸父親小妾吉祥,幽禁朱濟(火+喜)父子。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西元1424年)朱濟(火黃)事發,受到皇帝的指責,並從此被疏遠。朱濟(火+喜)父子則被釋放,明成祖還封世子朱美圭為平陽王,讓他奉父別居平陽(今山西臨汾市)。此後,朱濟(火+黃)不思悔改,反變本加厲,連永樂皇帝和洪熙皇帝相繼去世,他也不服喪,卻暗中招一些妖道巫師,在王宮中詛咒新即位的宣德皇帝。當漢王朱高煦叛亂時,朱濟(火黃)又暗中與之相勾結,圖謀不軌。為了響應朱高煦叛亂時,朱濟(火黃)還擅取屯糧十萬余石。宣德二年(西元1427年)四月,朱濟(火+黃)陰謀敗露,被廢為庶人,幽禁在祖籍鳳陽。晉國一度絕封。

    西元1435年明英宗即位後,改封平陽王朱美圭為第四任晉王,這便是晉憲王。此後,晉王家族後裔綿綿,傳到明末為第十代晉王朱求桂。明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李自成大順農民起義軍攻陷山西,最後一代晉王朱求桂被俘,後被帶至北京。清兵入關後,朱求桂下落不明,與明王朝相始終的晉藩王國至此滅亡。

    晉藩家族,除嫡長子世襲晉王外,各任晉王的兄弟們又分封為郡王,計有高平王、慶成王、甯化王、永和王、廣昌王、平陽王(均為晉定王朱濟(火+喜)的兄弟們的嫡裔)、交城王、陽曲王、西河王、方山王、臨泉王、霍丘王、甯河王(以上均為晉憲王朱美圭的兄弟們的嫡裔)、徐溝王、河東王、太谷王(以上均為晉莊王朱鐘鉉的兄弟們的嫡裔)、義甯王、河中王、襄陽王(以上為晉世子朱奇源弟弟的嫡裔)、新化王、安溪王、靖安王、旌德王、榮澤王(以上均為晉世孫朱表榮諸弟的嫡裔)。

    晉王家旅,大概是諸藩中繁衍最盛的一支,特別是晉王朱(木岡)庶四子慶成王朱濟炫一支,更為天下之最。朱濟炫嫡孫第三代慶成王鐘鎰妃妾24人,共生44個兒子,加上女兒多達100多人。朱鐘鎰的孫子多達163個,其中,僅長子也即第四代慶成王朱奇湞所生,便多達70個。朱鐘鎰的曾孫,更多達510個,這大概是古今中外繁衍最快的家族。據王世貞《皇明盛事》記載,還有一位元慶成王生的兒子更多達100人,除長子世襲封王外,其餘99人都封鎮國將軍。每次家族聚會,同父兄弟之間竟不能盡識。

    這些皇子王孫,多是多,但大都只是些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勞而獲,既沒有什麼真才實學為國家作出貢獻,也無美德為後人稱道。當李自成和滿清沖入山西時,不是望風而逃,便是任人宰割。如李自成攻陷平陽時,僅西河王家族便被殺三百多人。



周王家族:

    在大明朝眾多的封藩中,第5支周藩王家族是較傑出和優秀的一支。這個家族的發派始祖,便一位著名的學者、詩人

    周藩發派祖也即第一代周王朱(木+肅)(西元1361--1425年),是明太祖朱元璋與馬皇后所生的第五個兒子。明洪武三年(西元1370年),封為吳王,建國於錢塘(今浙江錢塘)。洪武十一年(西元1378年)改封為周王,建國于北宋故都河南開封,十四年(西元1381年)就國。史書上記載說,周王朱(木+肅)為人好學,喜讀書,能填詞賦詩,又寫得一手好字,曾根據元朝宮中遺事,寫有《元宮詞》100章。又針對當時中原饑荒,著《救荒本草》一書,考核可食的野生草本植物四百餘種,並配繪圖說明,對後來農學家徐光啟寫《農政全書》起過較大的參考作用。但朱(木+肅)也有明初大多數藩王的通病,即野心勃勃,陰謀篡位做皇帝。當建文年間,燕王朱棣起兵“靖難”,周王朱(木+肅)也不聽屬下和家人的勸諫,蠢蠢欲動,陰謀造反。而建文帝認為朱(木+肅)是朱棣的同母弟,早就想要除去他,這時便趁勢派兵突襲開封,將周王朱(木+肅)逮捕,押回南京禁錮,並將他的兒子們遷徙到別處。明成祖政變成功後,釋放朱(木+肅),恢復周王爵位,讓他回到開封。永樂初期,傳聞他又想造反,被成祖責令反省,並奪去他的三支護衛軍,他才“頓首謝死罪”,從此老實地做起周王來。朱(木+肅)在位長達56年,直到洪熙元年(西元1425年)去世,享壽65歲,諡為定,史稱周定王。

    朱元璋生前親自為周王朱(木+肅)後裔制定了20字的派語:“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肅恭,紹倫敷惠潤,昭格廣登庸。”

    周定王朱(木+肅)共生十四子:長子朱有(火+敦),明正統元年(西元1436年)襲封為第二代周王,死後無子繼位;次子朱有(火+動),封汝南王,後因犯罪被廢為庶人;三子朱有(火+亙),封順陽王,後無子除國;四子朱有爝,初封祥符王,後進封為第三任周王;五子朱有熹,封新安王,後因罪削爵除國;六子朱有光,封永甯王;七子朱有煽,封汝陽王;八子朱有(火+廣),封鎮平王;九子朱有(火+弗),封宜陽王;十子朱有潁,封遂平王;十一子朱有(火+溫不要氵),封為宣王;十二子朱有(火+異),封羅山王;十三子朱有炯,封內鄉王;十四子朱有(火+喬),封胙城王。

    第三任周簡王朱有爝生十三子:長子朱子(後頭+土),明景泰六年(西元1455年)襲封為第四任周王,死後無子繼位;次子朱子(防頭+土),初封通許郡王,天順元年(西元1547年)進襲第五任周王;三子朱子塒,封原武郡王;老四朱子(既頭+土)封鄢陵郡王;老五朱子(土+曇),封河陽王;老七朱子堰,封項城王;老八朱子(土+兆),封宜陽王;老九朱子墟,封潁川王;老十朱子圪,封義陽王;十二子朱子垵,封汝陽王;十三子朱子(土+專),封臨汝王。

    周藩朱(木+肅)家族也是明朝眾多藩王中繁衍最快、人丁最盛的家族之一,可與晉藩媲美。歷代周王,子孫眾多,如上面的周定王十四子,周簡王十三子,後面的周懿王八子,周惠王二十五子。從明初到明穆宗隆慶(西元1567--1572年)初年,周定王朱(木+肅)的子孫在200年後發展到4000餘人,明萬曆年間(西元1573--1619年)則更發展到32897人。其繁殖之迅速,可說是空前絕後的。

    但與晉王府不同的是,明代的周藩家族,是宗室中比較優秀的一支。這支宗室,整體文化素質較高,自始朱(木+肅)以來,家傳學問,書香永繼,並產生了一大批學者、文人。如第二代周王朱有(火+敦),博學精思,擅長書法,寫有《東書堂帖》行世,是明初較著名的書法家。他的八弟(一說為十五弟)第一代鎮平王朱有(火+廣頭+黃-廣的繁體字),也是個勤奮好學、多才多藝的人,對詩歌、書畫、騎射、氈鞠,無一不精。著有《道統論》數萬言,又采自夏商以來至元朝太子一百多人,著《賢王傳》。第六任周惠王朱同鑣的第十三子博平王朱安(氵+戍),好學,廣邀學者與之游,是當時宗室中最有名氣的一個,曾輯著《貽後示》、《養正錄》等書。但周藩中最傑出的還是鎮國中尉朱睦(楔將大字改為手)。

    朱睦(楔將大字改為手)(西元1517--1586年),字灌甫,號西亭,是周王朱(木+肅)六世孫,鎮平王朱有(火+廣的繁體字)五世孫。第一代鎮平王朱有(火+廣的每體字)共生八子,除長子朱子堠世襲鎮平郡王外,其他七個兒子都封為鎮國將軍,分別叫一鎮國、二鎮國至七鎮國。其中,第七鎮國將軍即是朱睦(楔將大字改為手)的曾祖父。七鎮之子朱(钅+害)(西元1478--1534年),號豫齋,封輔國將軍,好讀史書,常與學士們交遊,夫人賈氏,生子朱公河。朱公河,字應清,封奉國將軍,為人喜詩書,文雅謙約,孝敬沉慧;生子即朱睦(楔將大字改為手)。史稱朱睦(楔將大字改為手)自幼聰慧過人,受大學者李夢陽賞識。年僅20歲,便通《五經》,尤其精于《易》、《春秋》。生平酷愛搜求古籍圖書。當年明朝藏書之富,首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後都被朱睦(楔將大字改為手)傾資購得。他因此建萬卷堂,一時學者名流雲集于此,倡和講學。人們把他比作漢代的劉向,尊稱為西亭先生。萬曆五年(西元1577年),他因學識淵博,被推舉為周藩王府宗正,執教于宗學。他的著作有《五經稽疑》、《授經圖傳》、《韻譜》、《明帝世表》、《周國世系表》、《建文遜國褒忠錄》、《河南通志》、《開封郡志》等多種。

    朱(木+肅)後裔傳到明朝末年,最後一任周王是朱恭枵。明崇禎十四年(西元1641年),李自成軍攻打開封,周王率兵守城,一度擊敗起義軍。但這年九月。李自成再次包圍開封,並決黃河灌城。開封城死者數十萬,周藩宗族也大都被屠殺或溺死,周王朱恭枵與宮妃及幾個郡王乘船逃走,寄居彰德,不久去世。他的孫子南逃廣州,後也被清兵所殺。周王藩國至此消亡。





楚王家族:

    明藩第6支是楚王朱楨家族,大多是些平庸無才之輩

    楚藩開派祖朱楨,是朱元璋與胡充妃生的兒子,屬庶出,排行第六,明洪武三年(西元1370年)始封為第一代楚王,建國武昌(今湖北武昌市),洪武十四年(西元1381年)到國就任。在位54年,曾鎮壓銅鼓、思州少數民族起義,永樂初任宗人府宗正,永樂二十二年(西元1424年)去世,諡昭,史稱楚昭王。

    楚王朱楨後裔,以“孟季均榮顯,英華蘊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土立全功”等20字為本族派語。

    楚藩後裔,除憲王朱季(土+兒的繁體字)稍有文才,曾著《東平河間圖贊》外,其他大都是平庸無才之輩。倒是其分支通城王朱盛(徵彳旁改為氵)與弟朱盛濂及宣俞朱華堞三人,在楚國失陷、明朝滅亡後,帶領江浙笠澤、紹興一帶人民堅持抗清四年之久,最後朱盛(徵彳改為氵)壯烈殉國,朱盛濂下落不明,朱華堞逃到廣西,於明永曆三年(西元1649年)在會城積憤而死。而最後一任楚王朱華奎則早在崇禎十六年(西元1643年)張獻忠攻陷武昌時,便被農民義軍用(竹頭+便)輿籠著沉到西湖裡喂了大魚。據《明史》上說,在這場浩劫中,楚王家族大概被屠殺殆盡。




齊王家族:

    明宗室第7支是齊王朱(傅亻改為木)後裔,子孫被廢為庶人

    齊王朱(傅亻改為木)(西元1364--1428年),是朱元璋與達定妃所生的庶七子,明洪武三年(西元1370年)封為齊王,建藩青州,十五年(西元1382年)就國。曾多次受命率兵從燕王北征蒙古有功。後以武功自喜,性兇暴。明建文元年(西元1399年)因謀反被召至京,廢為庶人。明永樂元年(西元1403年)復位,但更加驕縱不法。永樂四年(西元1406年)因罪被禁錮京師,不久即被正式廢為庶人,取消齊王封爵,藩國也被廢除。子孫也被廢為庶人,徙遷至南京。朱後裔以“賢能長可慶,睿智實堪宗,養性期淵雅,寅思復會通”等20字為派語。



魯王家族:

    明宗室第十支是魯王朱檀家族,勢力較小,地位較低,家族平庸

    始祖朱檀(西元1370--1389年),是朱元璋與郭寧妃所生的庶十子,明洪武三年(西元1370年)出生後兩個月封為魯王,建藩兗州(今山東兗州縣),洪武八年(西元1375年)到國。

    魯藩朱檀後裔以“肇泰陽當健,觀頤壽以弘,振舉兼達,康莊遇本寧”等20字為派語。

    在明代藩王中,魯藩一支也是勢力較小、地位較低、家族平庸、影響較小的一支。第一代魯王朱檀生前好文學,能寫詩吟賦,然而年紀輕輕,卻迷上了煉丹服藥,結果誤服丹丸中毒,把眼睛弄瞎,不到20歲便死了。第七代魯王朱觀(火+定),則生活荒淫腐朽,嫖娼宿妓,男女裸體雜坐,動輒殺人,並使用炮烙等酷刑。其他各王,也大都無所作為。倒是魯藩分支巨野王朱泰(土+登)一支,還出了幾個稍有名的人。如奉國將軍朱健根,博通經術,子鎮國中尉朱觀(火+區),是個畫家,曾畫《太平圖》。他的弟弟鎮國中尉朱觀(韋+美),是當時較著名的詩人和畫家。

    傳到明朝末年,朱檀十世孫朱以派做第12任魯王。明崇禎十五年(西元1642年),清兵攻陷兗州,魯王朱以派兵敗殉國。他的五弟朱以海逃到台州,於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襲任魯王,後稱監國,成為南明時期重要的一支抗清力量,為魯藩家族寫上了最後也是最光彩的一章。



蜀王家族:

    明藩第11支,蜀王朱椿家族,是明朝宗室各藩系中最著名和優秀的一支

    蜀藩開派始祖朱椿(西元1370--1423年),是朱元璋與郭惠妃(郭子興之女)生的庶十一子,明洪武十一年(西元1378年)封為蜀王,建國成都,洪武二十三年(西元1390年)就國。史書上記載,這位元第一代蜀王朱椿,為人孝友慈祥,篤誠寬厚,性格與朱元璋的眾多兒子大不相同,不好戰爭兵事,而獨喜歡博覽群書,氣質容止溫文典雅,被朱元璋稱為“蜀秀才”。他還廣交文學者,尊重知識與人才,重視發展文化教育。他曾邀明初著名學者李叔荊、蘇伯衡一同討論經史。又特聘一代名儒方孝孺任蜀世子的老師,並在方的居室題“正學”二字,以示尊重。又從自己的祿米中每月分給成都各位群學博士一石,後成為定制。當時各藩王大多擴張護衛、操練士卒,甚至以武力謀反,而朱椿駐守西南邊陲的四川,卻以禮教治國,,又注意與少數民族搞好關係。在他的治理下,四川經濟文化都有較大發展,史稱“蜀人由此安業,日益殷富”,並使“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朱椿於明永樂二十一年(西元1423年)去世,享壽54歲,諡為獻,文獻上因此稱他為蜀獻王。所著有《獻園集》。

    蜀王朱椿後裔以“悅友申賓讓,承宣奉至平,懋進深滋益,端居務穆清”20字為派語。

    自朱椿之後150年間,曆4世共7任蜀王,都節儉守法,好學能文。明孝宗曾稱讚說:諸藩中,唯蜀多賢王。並下詔以蜀獻王朱椿所定的家范作為整個明宗室的家法。在歷代蜀王中,朱椿之外又以蜀成王朱讓栩最賢明。他在任期間,尊好儒雅,不近聲妓女樂,又創設義學,興修水利,振濟災荒,對四川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明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明朝京師淪陷後不久,張獻忠部農民軍攻陷成都。最後一任蜀王朱至澍兵幾投井自殺,宗族成員被屠殺殆盡,歷史上的明蜀藩王國至此消亡。





代王家族:

    明藩第13支,代王朱桂家族,生活荒淫腐敗,為人奸佞不法

    開基始祖朱桂(約西元1372--1446年),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後的庶十三子,明洪武十一年(西元1378年)封為豫王,洪武二十五年(西元1392年)改封為代王,建國太原,同年就國。正統十一年(西元1446年)去世,諡為簡,稱代簡王。

    代王朱桂後裔,以“遜仕成聰俊,充廷鼐鼎彝,傳貽連秀鬱,炳耀壯洪基”等20字為派語。

    明藩代王家族,雖元鎮北邊重鎮大同,但代王及宗室成員大都是些生活荒淫腐敗、為人奸佞不法、才能平庸、品德低劣之輩。如開基祖朱桂,生性殘暴,建文帝時被廢為庶人,關禁在山西大同。永樂帝即位,代王爵位恢復,後又圖謀不軌,被朱棣革除王府三護衛兵及官屬,此後稍有收斂。但晚年年已老,仍經常身穿衣禿帽,袖中藏著手斧,同兒孫們一起到集市上殺人、嫖賭,胡作非為。武邑王朱聰沫,父喪期間,仍酗酒行兇,縱欲荒淫,也被廢為庶人。在代王的亂政下,大同多次發生兵變,奉國將軍朱充灼甚至勾結蒙古人入侵,又同白蓮教有往來,事後被朝廷處以賜死焚屍的極刑。此的代藩親王、郡王和宗室成員,既無能治國鎮邊,又還內部互相爭鬥,給當地百姓帶來無窮災難。

    當然,代藩家族也產生過個別優秀成員,如宗人朱俊噤,字若納,博學多才,嫻于文章,是當時較有名的學者。靈丘王朱遜(火+全),好學工詩,尤其善於醫術,曾施藥治療瘟疫,全活無算,是當時受人稱道的名醫。

    明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大同,最後一位代王朱傳(火+齊)與整個宗族被殺,歷史上的明藩代王國至此消亡。





肅王家族:

    明藩第14支——肅王朱(木+英)家族

    肅藩王府是明朝分封在西北要道蘭州上的一支宗室。其開基始祖第一代肅王朱(木+英),是明太祖與一個沒有名號的妃子郜氏所生的庶十四子。明洪武十一年(西元1378年)封為漢王,二十五年(西元1392年)改封為肅王,第二年就國。初建藩於平涼府,洪武二十八年(西元1395年)就藩甘州,兼管陝西行都司甘州五衛軍務。建文元年(西元1399年)又內遷,建藩於蘭州(今甘肅蘭州市)。永樂十七年(西元1419年)去世,諡為莊,史稱肅莊王。

    肅王朱(木英)後裔,以“瞻祿貢真弼,縉紳識烈忠,曦暉躋當運,凱諫處痗屆巡20字為派語。

    歷史上的肅藩王家族,是一支較平庸,沒有什麼特別著名人物產生的家族。最後於西元1643年被李自成殺滅。





遼王家族:

    宗弱支昌的遼藩朱植家族,開拓臺灣數十年

    在明代眾藩系中,遼藩家族是第15支。遼藩開基始祖第一代遼王朱植,是明太祖朱元璋與韓妃所生的庶十五子。明洪武十一年(西元1378年),朱植被封為衛王,洪武二十五年(西元1392年)改封為遼王,建藩於遼東半島的廣甯(今遼寧北鎮縣),隨即就國。朱植是個能征善戰、深諳兵事的親王,當年鎮守遼東邊疆,屢建軍功。建文元年(西元1399年)“靖難”戰爭爆發時,他被建文帝命令率軍渡海南下勤王。朱棣篡位後,嫌朱植曾對自己有二心,便削除了他的護衛軍,並將遼王府改建於荊州。從此,遼王家族便從遼東半島徙遷到內陸的今湖北江陵市,並從此由一個軍事強藩轉變成一個普通王藩。朱植於1424年去世,諡為簡。

    遼王朱植後裔,以“貴豪恩寵致憲術儼尊儒,雲仍祺保合,操翰而龍輿”等20字為派語。

    在明王朝各藩中,遼王府家族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主宗衰弱不振,僅傳七代便無子絕封,而它的旁支則較為蕃昌,並產生了抗擊滿清、開拓臺灣的英雄寧靜王朱術桂等優秀人物。

    第一代遼王朱植生二十子,長子早死。庶二子朱(火+合)原封長陽王,後進封第二代遼王。但不久朱貴(火+合)因罪被廢為庶人,改由庶四子興山王朱貴(火+愛)嗣封為第三任遼王。朱貴(火+愛)傳位給子朱豪(土+盛),朱豪(土+盛)傳位給兒子朱恩(钅+稽),朱恩(钅+稽)傳給兒子朱寵(氵+受),朱寵(氵+受)傳子朱致格,朱致格傳子朱憲(火+節)。朱憲(火+節)這個人雖有些文才,但為人荒淫好色,又暴虐殘忍,還得罪了大臣張居正。結果被革除王爵,廢為庶人,死後無子嗣位,朝廷又不准旁支改襲,遼藩國因此滅亡。遼王系的宗族都隸屬楚王府代管,另以廣元王朱術(土+周)為本支宗理。

    寧靜王朱術桂(西元1617--1683年),字天球,別號一元子,是第七代長陽王朱術雅的二弟,初封輔國將軍。明崇禎壬午(西元1642年),農民軍攻陷荊州,朱術桂同長陽王朱術雅一起率領遼府宗族避難到湖中。明朝滅亡後,福王朱由崧南京稱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權。朱術桂與兄長陽王一同投奔,被晉升為鎮國將軍,並受命與長陽王一同鎮守浙江寧海縣。不久浙江淪陷,長陽王朱術雅逃難福建,傳聞已死。而魯王宣佈監國,改封朱術桂為長陽王。後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據守福建,尊唐王為帝,改元隆武。這時才知原長陽王朱術雅尚健在,並已改襲為遼王。於是,唐王政權改封朱術雅為甯靖王,督管方國安軍。此後,朱術桂轉戰海寧、丹山、紹興,明永曆五年與鄭鴻達攻取金門。後鄭成功攻佔臺灣,朱術桂率家眷于滿康熙二年(西元1663年)渡海來到臺灣,並隨鄭經開墾長治一裡的竹滬莊。據載他在這裡經營數十年,墾田數十甲,為臺灣的早期開發作出了巨大貢獻。滿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清兵攻陷澎湖列島,臺灣鄭氏政權投降清朝,甯靖王朱術桂不願做異族之臣,遂於這年六月二十七日自縊殉國,妃妻五人同時殉國難。朱術桂死後時年66歲,葬在臺灣鳳山縣長治裡,五妃墓在其北30裡的魁鬥山。

    甯靖王,名朱術桂,字天球,別號一元子,是明太祖九世孫遼王的後代。初授輔國將軍,崇禎帝死後,福王在南京即位,封朱術桂鎮國將軍,鎮守甯海。1645年受封甯靖王。後曾監鄭成功、鄭鴻逵軍。鄭成功驅荷複台後,甯靖王攜家眷于1664年到達臺灣,積極回應當時“督兵屯田,休養生息”的號召,在萬年縣的竹滬(今高雄縣境內)開墾良田幾十畝,每年收穫相當豐富,把餘糧都賞賜給當地農民。不久原配羅妃去世,葬在竹滬。據《臺灣先賢列傳》載:“甯靖王為人相貌魁偉,美鬚眉,擅長筆墨,而書法尤其蒼勁,承天廟宇匾額,多半都是由他親筆所題,成為後人所珍藏的寶物之一。”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鄭成功舊部已降清的施琅,率水師偷襲臺灣,鄭部諸將戰敗。甯靖王見大勢已去,遂將5個妃子(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召到身邊訣別:“孤不德,顛沛海外,冀保餘年,以見先帝先王於地下。今大勢已去,孤死有日,若輩幼艾,可自計也。”5位妃子節烈不讓鬚眉,聲淚俱下,表示“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遂先冠笄被服,同縊於堂。時間是同年六月二十六日。甯靖王見狀,悲痛欲絕,提筆在牆上寫下了一封遺書:“自壬午流寇陷荊州,攜家南下,甲申避難閩海,總為幾莖頭髮,保全遺體……今已四十餘年,六十有六歲。時逢大難,全發冠而死,不負高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無愧無怍。”

  次日,甯靖王將家中全部財物分送給鄰居,然後穿上大明甯靖王的朝服,將甯靖王的印綬交給降清的鄭克塽,再面向祖國大陸河山遙拜列祖列宗。提筆寫下絕命詩一首:

   艱辛避海外,總為數莖發。

  於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

  寫完投筆結帛于梁,自縊而死。隨從侍臣也有二人殉節。當時周圍觀者莫不悲傷歎息:“王孫與此地爭烈矣!”隨後鄉人將甯靖王遺體葬于原配羅氏墓內。

   甯靖王墓位於臺灣省高雄縣湖內村。現墓區呈半圓形,寬大的墓塋中部似一隆起的馬背,這種稱之“馬鬣封”的制式,得到孔子推崇。墓前一通石碑,上書“明甯靖王墓”五個大字,碑側各飾兩騰龍護墓。虎頭供臺上常年置有香爐一座,沿碑伸向兩邊的塋牆所飾圖案,頗具明代風貌。該墓在歷史上,曾遭日本人發掘,出土的甯靖王金質王冠,被竊往日本,現藏於日本博物館內。日本人將甯靖王墓挖掘後,又用水泥加以改建,真是欲蓋彌彰。目前所見該墓制式,是日本人離島後重新修葺的。距墓地不遠處,還有甯靖王廟一座,額題“華山殿”,香火不絕。墓前的大榕樹,碧蔭遮天,枝幹蒼勁,是臺灣人民懷古思賢的勝地之一。

   當年與甯靖王一同殉節的五位妃子,死後由鄉人合葬於承天府郊外桂仔山(今台南市東區魁鬥山),不封不樹,稱“五烈墓”;至清康熙末年,改稱“五妃墓”,乾隆十一年(1746)修葺塋廟,後世稱“五妃廟”。廟右小祠為“義靈君墓”,系甯靖王侍臣殉主埋骨之所,亦受崇祀。關於五妃墓的地點,有人認為葬於鳳山長治裡竹滬(今高雄縣路竹鄉一帶)。

   桂仔山的“五妃墓”葬式極具特色:一抔黃土的墓塋在露天,而墓碑卻嵌在墓前廟後牆內。這樣,祭拜五妃的人,站在廟內正堂,就可面對墓碑祭祀了。這種墓、廟合一的制式,恐怕因為臺灣多雨,方便前來祭祀者特製的,在中華墓葬中,極為罕見。其墓碑上陰刻“甯靖王從死五妃墓”字樣。供臺上除了香爐、蠟臺、還有五色令旗等物,民間氣息十分濃厚。五妃廟為單進兩廂的傳統建築,環境幽雅,空曠開朗,廟貌雖小,香火卻旺。正如楹聯所題那樣:

    王盡丹心妃盡節,
      地留青塚史留芳。

  臺灣的這兩處明王室墓葬,鄉人祭拜、憑弔之余,撫古思今,對早日實現兩岸交流的願望,更加強烈。
明甯靖王墓明甯靖王墓 明甯靖王墓位於高雄縣湖內鄉,為鄉內主要觀光地。





    甯靖王無子,繼益王府的王孫朱儼珍為嗣,清朝收復臺灣後,他被安置在河南杞縣。

    朱術桂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農曆九月廿五(西元1617年10月24日),初授“輔國將軍”,封于荊州。

  崇禎十五年(1642年)流寇張獻忠攻陷荊州,朱術桂與惠王及宗室避居湖中。兩年後崇禎自殺、明朝滅亡,福王在南京稱帝,是為南明弘光帝,朱術桂與兄長陽王入朝,被封為鎮國將軍。隨著清軍南下,朱術桂逃亡過程中與兄失散。當時鄭遵謙從紹興迎奉魯王為監國,因為不知長陽王生死下落,於是由朱術桂襲封長陽王。後來鄭鴻逵擁立唐王為隆武帝,朱術桂奉表慶賀,隆武帝也承認他“長陽王”的稱號。不久朱術桂得知兄長仍在世,上疏歸還王爵稱號,隆武帝遂將他改封為甯靖王,前往方國安軍中擔任督軍。

  清軍渡過錢塘江後,朱術桂逃亡,途中與監國魯王會合,後來被鄭彩迎接到廈門。這時隆武帝已死,桂王被擁立為永曆帝,朱術桂前往朝謁,永曆帝命他留在鄭鴻逵軍中。永曆二年(1648年)又命朱術桂同時督鄭成功之師。後來南明勢力逐漸崩潰,只有鄭成功保持較大力量,並在思明州(廈門)禮待避亂宗室,朱術桂前往投靠,鄭成功以王禮待之,讓他居住在金門和廈門兩島。

  永曆九年(1655年),因為永曆帝和鄭成功勢力相隔遙遠,永曆帝特准鄭成功設置六官方便施政,同時允許他委任官職,武官可達一品,文職可達六部主事。鄭成功每次拜封官員,都請朱術桂和明朝宗室在旁觀禮,以示尊重體制。

  永曆十六年(1662年),鄭成功去世,鄭經繼位。永曆十七年(1663年),鄭經迎甯靖王到臺灣。於承天府府署(今台南市赤崁樓)旁的西定坊建立甯靖王府邸,並供歲祿于朱術桂。朱術桂見臺灣初辟,土壤肥沃,便在萬年州竹滬莊(今高雄縣路竹鄉)一帶,墾拓田園達數十甲。

  永曆三十五年(1681年),鄭經去世,鄭克塽繼位。永曆三十七年(1683年),鄭克塽與明鄭勢力投降清朝。朱術桂決心殉國,在六月廿六日(西元1683年7月20日)召集妾侍說:“孤不德顛沛海外,冀保餘年以見先帝先王於地下,今大事已去,孤死有日,汝輩幼艾,可自計也。”隨侍在側的五妃(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皆泣對曰:“王既能全節,妾等甯甘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請先賜尺帛,死隨王所。”而後相繼自縊于中堂。次日(永曆三十七年癸亥),朱術桂將五妃之靈柩安葬于南門城外魁鬥山后(今五妃廟址)。

  朱術桂死前書於壁曰:“自壬午流賊陷荊州,攜家南下。甲申避亂閩海,總為幾莖頭髮,苟全微軀,遠潛海外四十餘年,今六十有六矣。時逄大難,得全發冠裳而死。不負高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無愧無怍。”次日,即加翼善冠,服四圍龍袍,束玉帶,佩印授。將甯靖王麎鈕印送交鄭克塽。鄭克塽率文武至,嗟歎別之。王乃拜辭天地祖宗。耆士老幼俱入拜,王答拜。又在硯背題絕命詞曰:“艱辛避海外,總為幾莖發。於今事畢矣,不復采薇蕨。”書罷,結帛于梁升神,且曰我去矣,侍宦兩人亦從死其旁。眾扶之下,顏色如生,越十日葬於縣治,長治裡竹滬與元配合焉,不封不樹妾膢五棺埋于台南魁鬥山,去其墓三十裡,稱為五烈墓,又曰五妃祀。

  朱術桂自殺時得年66歲,鄉人感其忠義,將他和元妃羅氏合葬於湖內村棚仔林中,當時墓地未做特別標示,並築偽墓一百多座,以混淆清軍的搜尋。

  現明甯靖王墓所在地位於高雄縣湖內鄉湖內村境內,於日治昭和12年(西元1937年)被發現,發現時為空棺。)[1]雖是空棺墓,村民仍于墓地四周建了一座四方形水泥土壘,以為標幟。戰後,由竹滬、湖內兩村民籌資重建,將此地的一百多座偽墓合建成一大墓。現今看到的墓園則是在民國66年(西元1977年)由高雄縣政府所修建,並於民國77年(西元1988年)指定為第三級古跡。

  據史載甯靖王朱術桂儀容雄偉、美髯弘聲、善書翰、喜佩劍、沈潛寡言、勇而無驕,將帥士兵咸尊之。他于臨死前,朱術桂特地燒毀田契,把位於高雄縣路竹鄉數十甲田地全數送給佃戶,然後才從容的懸樑自盡。

  今高雄縣路竹鄉有座甯靖王廟,廟中也書寫著朱術桂“艱辛避海外,總為數莖發,於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的絕命詩。

  連橫,《臺灣通史》•卷二十九,列傳一•甯靖王列傳。 ^ 連橫,《臺灣通史》•卷二十九,列傳一•甯靖王列傳。 ^ 2004,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朱術桂”條目,頁303。臺北:文建會 ^ 自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開墾臺灣,設一府二縣,府名東都承天府(今台南市),二縣中北為天興縣(今嘉義縣),南為萬年縣(今台南、高雄、屏東三縣及高雄市一帶),永曆十八年改萬年縣為萬年州。至鄭克塽降清時仍為萬年州。 ^ 竹滬村原歸湖內鄉管轄。民國卅九年行政區域調整方案之規定,將原歸湖內鄉管轄之竹滬村、頂寮村改劃路竹鄉管轄。 ^ 依1977年《重修明甯靖王墓誌》,“出土玉帶、古碗、古印等殉葬物,當即由員警機關追緣移送臺北市博物館保管,以存史實。日據時期王墓亦視同古跡,爰加珍護。”





慶王家族:

    第16支慶藩家族,是明王朝安排在西北邊陲要地上的一支宗室力量

    慶藩的開基始祖朱(木+旃),是明太祖朱元璋與余妃所生的庶十六子,明洪武二十四年(西元1391年)封為慶王,建國寧夏衛(今寧夏銀川市),二十六年(西元1393年)到國。

    慶王朱(木+旃)後裔,以“秩邃(宀+真)台(才頭+鼎),倪伸帥倬奇,適完因巨(行的中間+幹),騭眷發需昆”等20字為本支派語,以分昭穆。

    慶藩家族,是一支鎮守邊陲的軍事貴族。他們大都會騎馬射箭,能征善戰,為保衛邊疆、屏藩明朝作出過貢獻。第一任慶王朱(木+旃)當年建藩寧夏時,就受命兼管慶陽、寧夏、延安、綏德等衛軍務。大多數慶王,也都能遵禮守法,篤誠守邊,如慶王朱(鼎字上+才)枋,好學樂善,曾出王府銀米,助朝廷在寧夏修築長城。在平定寧夏少數民族(口+孛)拜的反叛中,許多宗人寧死不屈,如鎮原王朱伸(土+宣)率宗族襲擊(口+孛)失敗,全府被殺。但也有些慶藩宗人,在長期的守邊軍旅生涯中養成了一種剽悍不羈的性格。如安化王朱(宀+真)(钅+番),為人勇猛狂誕,聽了看相的人說他大富大貴,巫人的鸚鵡見了他叫“皇帝”,便生出非分之想。明正德五年(西元1510年),他利用守邊將士,以誅宦官劉瑾為名,舉兵造反。後兵敗被俘,最後賜死。

    西元1643年,農民起義軍攻陷銀川,最後一任慶王朱倬被俘,下落不明。慶藩家族至此消亡。





岷王家族:

    第18支是岷藩家族,大都平庸

    岷藩開基始祖朱(木+便),是明太祖朱元璋與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明洪武二十四年(西元1391年)始封為岷王,原建國於岷州(今甘肅岷縣)。洪武二十八年(西元1395年),朱元璋改派朱(木+便)南鎮新收服的雲南。建文元年(西元1399年)朝廷實行削藩政策,岷王朱(木+便)因被西平侯沐晟告發不法,被廢為庶人,遠徙福建漳洲。朱棣稱帝后,他恢復爵位,回到雲南。但此後朱(木+便)在雲南與沐家不和,又多次非法胡為,擅收地方官印信,暴虐殺人,屢教不改,永樂六年(西元1408年)被削除護衛、官屬。明仁宗洪熙元年(西元1425年)四月,令朱(木+便)自雲南北遷至武岡(今湖南武岡縣)。從此,岷藩一支,自甘肅經雲南,最後定藩于武岡。1450年朱(木+便)去世,諡為莊,史稱岷莊王。

    朱元璋親自為岷藩家族一系制定的20字派語是:“徽音膺彥譽,定幹個(礻+西頭+土)雍,崇理原諮訪,寬(钅+容)喜賁從。”

    岷藩一支宗室成員,大都平庸,沒產生什麼優秀傑出的人物,除第二代中朱徽(火+世頭+木)、朱徽(火昔)曾勾結苗民企圖謀反叛亂未遂外,也再未產生過大奸大惡之輩。西元1643年,農民起義軍功陷武岡,最後一位岷王朱企(钅豐)被殺,岷藩家族消亡。



2011-08-28 00: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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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06-04-26
經  驗︰12058
積  分︰12058
標題︰明朝的藩王世系
出處Ghttp://smvv0206.pixnet.net/blog/post/12519579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推翻了元朝的統治,建立了明王朝,為了加強對各地人民的統治,有力地監督地方官吏效忠于朝廷,同時防止發生爭權奪位的爭鬥,維繫並鞏固朱家王朝的統治,朱元璋推行分封制,把皇子皇孫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來“夾輔皇室”。

朱元璋從洪武三年至洪武十八年(西元1370—1385年),先後分封諸子為王,分鎮各地,使皇權不陷於孤立。朱元璋有子女42人,其中皇子26人,除長子朱標被立為皇太子、皇二十六子朱楠出生剛滿月就殤亡外,其餘24人均封為親王(一字王)。其中皇八子朱梓,洪武三年封潭王。十八年就藩長沙。朱梓“英敏好學”,善作文章。在長沙時,他常召集王府儒臣飲酒賦詩,親自評品其高下。他溫文儒雅,“有恩於民”。

其時,朱元璋大興黨獄,法網森嚴。譚王妃的父親都督於顯,哥哥寧夏指揮於琥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坐胡惟庸案被殺,朱梓惶恐不安。朱元璋派了使者安慰,並召他進宮,朱梓非常害怕,就和王妃於氏一道自焚而死,沒有兒子,撤銷了封地。朱元璋的兒子們大多數不是野心勃勃便是殘暴荒淫,好不容易有這麽一個溫文儒雅,安分守己的,卻不得其死。很多後人都為他抱屈,如永樂,洪熙,宣德三朝元老名臣夏元吉,公安派的創始人袁家三兄弟中的老三袁中道都寫有悼念的詩篇。皇九子朱杞,洪武三年受封趙王,第二年去世,年僅三歲。

朱元璋考慮隨著子孫繁衍,可能會名字重複,於是親自為子孫們制定了取名命字的原則和方法。他為有後代的23個兒子,從孫子輩算起各擬定了20個字的後代世系,每個字為一世。幾子孫初生,由宗人府依據世次順序取雙名,雙名中的前一個字即太祖所取,後個字則必須是一個以五行做偏旁的字,五行則以“火、土、金、水、木”為順序,“火”為朱元璋孫子輩命名所用偏旁,以下依此類推。在朱元璋為23房子孫所取派語分別是:

  太子房:允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順道宜逢吉,師良善用晟。 

  秦王房:尚志公誠秉,惟懷敬誼存,輔嗣資廉直,匡時永信惇。  

  晉王房:濟美鍾奇表,知新慎敏求,審心咸景慕,述學繼前修。  

  燕王房: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  

  周王房: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肅恭,紹倫敷惠潤,昭格廣登庸。  

  楚王房:孟季均榮顯,英華蘊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士立全功。  

  齊王房:賢能長可慶,睿智實堪宗,養性期淵雅,寅思復會通。  

  魯王房:肇泰陽當健,觀頤壽以弘,振舉希兼達,康莊遇本寧。  

  蜀王房:悅友申賓讓,承宣奉至平,懋進深滋益,端居務穆清。  

  湘王房:久鎮開方嶽,揚威謹禮儀,剛毅循超卓,權衡素自持。  

  代王房:遜仕成聰俊,充廷鼐鼎彝,傳貽連秀鬱,炳燿壯洪基。  

  肅王房:瞻祿貢真弼,縉紳識烈忠,曦暉躋當運,凱諫處痗屆C  

  遼王房:貴豪恩寵致,憲術儼尊儒,雲仍祺保合,操翰麗龍輿。  

  慶王房:秩邃寘台鼒,倪伸帥倬奇,適完因巨衎,騭眷發需毗。  

  甯王房:磐奠覲宸拱,多謀統議中,總添支庶闊,作哲向親衷。  

  岷王房:徽音膺彥譽,定幹企禋雍,崇禮原諮訪,寬鎔喜賁從。  

  谷王房:賦質僖雄敞,叢興闡福昌,篤諧恂懌豫,擴霽昱禎祥。  

  韓王房:沖範徵偕旭,融謨朗璟逵,亶韶愉灝慥,令緒價蕃維。  

  沈王房:佶幼詮勳胤,恬珵效回瑝,湜源諲晳暐,圭璧澈澄昂。  

  安王房:斐序斌廷賞,凝覃浚祉襄,恢嚴顓輯矩,縝密廓程綱。  

  唐王房:瓊芝彌宇宙,碩器聿琳琚,啟齡蒙頌體,嘉曆協銘圖。  

  郢王房:偉聞參望奭,箴誨洎皋夔,麒麟餘積兆,奎穎曄璿璣。  

  伊王房:顒勉諟訏典,褒珂采鳳琛,應疇頒胄選,昆玉冠泉金。  

*靖江王房:贊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得襲芳名。

朱元璋長兄朱興隆的兒子朱文正跟隨朱元璋打天下,立有大功。後來因為居功自傲,並且有謀叛的嫌疑,被朱元璋貶廢,鬱鬱而終,留下一個年僅四歲的兒子朱守謙。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九個年齡較大的兒子位親王時,同時封十歲的侄孫朱守謙為靖江王。二字王是郡王,比親王低一級,但靖江王比較特殊,位置介於親王和一般郡王之間,朱元璋也為朱守謙的子孫取了派語 :贊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得襲芳名。

根據這個世系表,容易查得某個明朝的皇族屬於哪一房,是第幾代。清初曾經據此追殺過大量明朝的皇族,特別是最後幾個皇帝的後代(近支子孫)。雍正年間進行大赦,朱元璋的後裔才安定下來。現在甚至還可以依據這個世系表驗證某一朱姓人是否朱元璋的後代。

清初四大畫僧中,有兩個是明朝的宗室皇族。其中八大山人朱耷,又號雪個,明宗室,譜名統(上林下金)。從他的名字第一個字為統字,第二個子帶金字旁查世系表可以知道他是第一代甯王的八世孫即朱元璋的九世孫。石濤,又號大滌子,名若極,小名阿長。查世系表正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謙的十一世孫,他的父親是亨字輩的末代靖江王朱亨嘉。在石濤作品上,常蓋有「靖江後人」白文方印,或「贊之十世孫阿長」朱文長方印,以懷念他的十世祖第二代靖江王朱贊儀。因為贊儀恭慎好學,永樂元年才能恢復朱守謙因觸犯《祖訓錄》,親近小人,毒害百姓等先後兩次被廢的郡王爵位,並得以之國桂林,從此家族在桂林定居下來。

據說朱鎔基也是朱元璋的後裔,從世系表中可以查到岷王房20字種第17字正是鎔字,按五行排列,這一代子孫名字的第三個字應該是土字旁,因此朱鎔基很可能真的是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十七世孫。朱元璋第十七子,甯王朱權生於洪武十一年(1378年),可推知岷王朱楩應該生於1380年左右。考慮到古人多子多孫,長子和幼子可以相差很大歲數,如太子朱標和他的最小弟弟伊王朱檥就相差三十來歲,朱鎔基生於1928年和朱楩相差550年,十七代也完全是可能的。

如果有雙名朱姓的男子,你的或者你的父,祖輩,或者從家普查的上代姓名中間的字和上面某個20字派語最後幾個字中某一個相符,第三個字的偏旁又和上述五行排序相符,大概可以肯定你是朱元璋的子孫。

明朝滅亡後,清朝為了表示寬大為本,皇恩浩蕩,封給了明朝宗室世襲爵位,稱為延恩侯。延恩侯為清朝的二王三恪。據稱其祖先源於明朝代藩,代王朱彝監洪承疇軍於松山,洪承疇兵敗後,朱彝與其侄朱文元被俘投降,歸化隸屬滿清八旗中的鑲白旗。雍正年間朱之璉任正定知府,受封為一等延恩侯,抬入上三旗的正白旗,負責祭祀明代皇帝,但延恩侯雖有春秋祭祀之命,卻沒有穿明服,行明朔,用明禮,並不享有賓禮而是用臣禮,祭祀的時候都必須「呈明前往」,二王三恪的身份幾近有名無實。

唯據查明朝代藩一支的字輩和王表中並無代王朱彝,事又不見記載,雖然一等延恩侯的後輩偶爾使用了代藩的字輩,但是對照輩分則身份尚屬可疑。而雖然號稱是明朝後裔,但是後輩滿化嚴重,滿人的習俗是沒有姓氏的,只稱名不呼姓。末代一等延恩侯後來還追隨清室去了東北。





*參考資料:

1.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B%B6%E6%81%A9%E4%BE%AF

2.http://www.hottoo.com/hsbj/bjr/200803/16266.html

3.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18421.shtml
2011-08-28 00: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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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此版有供問答,所以不知道方不方便...XD

如果不方便也沒關係

我想詢問一下,是否能知道蜀國滅亡的詳細導致因素?與請教一下夫人或紫月對此的見解,對於蜀國滅亡時,應是哪些人事物的責任?
2011-09-04 00: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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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個人淺見,以條列式論述比較方便。
1.蜀地雖號稱天府之國、資源豐富,在當時的確給當地的統治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地小」。比起整個中國版圖而言,那也只是一隅罷了。銀可以仔細看看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形式分布圖。韓趙魏,是由晉分裂而來,晉雖位於中土,但是四面都是他國的邊境、沒有發展空間,更不用說,北方又是胡虜。齊國靠海,能以海的資源、擴展自己的版圖;燕國就是東北和現在的韓國,因為也能向上發展、向海發展,有段時間也算是一方霸主;楚國位於南方,南方資源也很豐富,雖說是個蠻荒之地,但其實只是文化上的不同,而且還可以繼續往南發展;秦國結合了當地的民族驃悍優勢,又能向西開拓,因此也造就了國力旺盛。在種種條件下,被中間的晉國不攻自破......更何況是圍繞在群山中間的蜀國呢?!;因此,自然環境是第一問題,是先天條件。

2.不知道有沒有玩過三國的相關遊戲,三國群英傳中,能夠選擇的文武將數最少的就是蜀國。你知道嗎?劉備還在劉表那兒寄居人下時,他已經五十幾歲了!他沒有背景、沒有出身,所謂的什麼劉皇叔說實在也只是個虛名。人家西涼有在地的鐵騎,曹魏的背景勢力雄厚,孫吳更不用說,是當地的望族。況且在劉備攻下益洲時,益洲又算得上交接了一次政權,穩定下來或許很快,卻還是不如當時其他勢力還要快、還要好!而身為人才的你會想往哪邊去?穩定控制著當朝的勢力?還是一個不知未來是好是壞的勢力?...

3.若以三國演藝這部書而言,那更是好玩了!劉備處處以仁德為優先。但是身為老百姓,聲望高是一回事,你有沒有那個實力讓天下安定才是重點!曹操的徵賢令,打破了漢以來舉孝廉需勘查人品、家世、家風的限制,只要你有才,不管你有沒有品,我代表朝廷告訴你:你絕對能被錄用!...這在儒家文化上面或許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對當世而言的確是個非常棒的處理!如果你的公司養著一群才能普普的善心人士,怎麼打得過敵方個個鬼才、天才、卻沒品的人呢?...喔,順帶一說,劉邦對上項羽,也不是一直擱下臉皮逃竄、做很多沒品的事情,甚至連自己的老婆身陷敵營「夜夜常招至軍中」的綠帽子都忍下去,才能成就漢朝四百年的基業?...

...

大概就以上三點吧!起碼是我目前想到的,參考看看囉!

一個國家/勢力會覆亡,並不是單單的一、兩個人要負責任這麼簡單的!你看看明朝中後段的君主昏庸到不行,國家照樣還是挺了下來,年年太平!看看商太甲昏庸,被大臣伊尹軟禁了許久,國家還是運轉正常啊!..所以整座機具的垮台,有時候不只是一個螺絲釘的問題啊...
2011-09-10 15: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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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遼景宗后 蕭燕燕
       蕭燕燕名蕭綽(953-1009),小字炎炎。蕭燕燕的形象對人們來說其實並不陌生,她就是《楊家將》堶控伐決斷的蕭太后。不過歷史上的蕭太后卻不像小説所描寫的那樣,是率領虎狼之師與北宋大戰燕雲十六州的母夜叉,而是一個清正賢良,深明大義,為遼朝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女功臣。

       遼景宗繼位時,面對混亂的局面,的確想勵精圖治,大幹一番事業,但自幼身體一直不好,軍國大事除了依靠蕃漢大臣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她的皇后蕭綽(蕭燕燕)。他曾對大臣說:在書寫皇后的言論時也應稱‘朕’或‘與’,這可作爲一條法令。這説明蕭燕燕可代行皇帝職權。

      乾亨四年(982)九月,遼景宗駕崩,遼聖宗即位,蕭燕燕被尊為皇太后,攝政。當時蕭燕燕才三十歲,聖宗才十二嵗,在大臣耶律斜軫和韓德讓的輔佐下。太后和聖宗的地位才鞏固下來。

      統和元年(983)年六月,遼聖宗率群臣給蕭燕燕上尊號為‘承天皇太后’。蕭燕燕以承天皇太后的身份總攝軍國大政,就此便開始了遼代歷史上著名的‘承天后攝政’時期。

       蕭燕燕虛心誠懇,用人不疑,這一直是後世政治家效法的對象。她有男子一般的氣魄,執法嚴明,毫不軟弱,甚至“親禦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把北宋部隊殺得屍橫遍野 ,生擒名將楊業,幾年後又和宋真宗確立“澶淵之盟”開創了宋,遼和平發展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意義重大。

       蕭燕燕年輕時曾許配給漢臣韓德讓,還沒有來得及結婚,就被皇帝選為妃子。遼景宗死後,蕭燕燕看中韓德讓的政治與軍事才能。 於是決定改嫁給韓德讓。當時契丹族的風俗是允許的。她私自對韓德讓說:“我曾經許嫁於你,願諧舊好。當國王的柚子,也就是您的兒子。”蕭燕燕又秘密派人鳩殺韓德讓的妻子李氏。從此之後,韓德讓就無所避違不間斷地出入於蕭燕燕的帳幕之中。過著事實上的夫妻生活。遼聖宗對韓德讓也以父事之。韓德讓忠心輔佐承天太后與遼聖宗,政績卓著。

        蕭燕燕在攝政期間,勵精圖治,選用漢人,開科取士,泯除番漢不平等待遇,勸農桑,薄賦徭,内政修明,軍備嚴整,綱紀確立,上下和睦,與宋講和,坐收歲幣之力,經濟文化高度發展,使遼朝達到鼎盛時期。

         統何二十四年(1006)十月,遼聖宗率群臣給蕭燕燕上尊號為“睿德神略應運啟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統合二十七年十一月,蕭燕燕把權力交給遼聖宗,不再攝政。同年十二月,蕭燕燕因病崩 于行宮,享年五十七歲。
2011-09-10 1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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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座機具的垮台,有時候不只是一個螺絲釘的問題啊...


依自然環境的地形限制。

和依三國相關遊戲,虧夫人想的到這麼解釋,的確蜀國的人物選擇最少XD

還有依三國演義舉例,夫人講的真的確是。顯現出來的曹操和劉邦此兩人確實是有讓結果成功的實力。似乎是強調結果重於過程,恰巧與項羽和劉備的行事風格不同。

依不同面的分析來看,十分感謝夫人的回答XD
2011-09-12 2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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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章獻明肅皇后
章獻明肅皇后(968年-1033年),劉姓名不詳,是宋真宗趙恆的皇后,宋朝第一位攝政的皇太后,功績赫赫,常與漢之呂太后、唐之武則天並稱,史書稱其「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


早年


劉氏祖籍太原,生於宋太祖開寶元年(968年),祖父劉延慶在五代十國的後晉、後漢時任右驍衛大將軍(後晉高祖石敬瑭起兵於太原南,而後漢則建都太原),父親劉通是宋太祖時的虎捷都指揮使,領嘉州(今四川樂山)刺史,因此劉家舉家遷至成都華陽。生劉氏之時,母親龐氏曾夢到明月入懷,醒來後便生下一女。然而劉氏出生不久,父親劉通便奉命出征,誰料犧牲於戰場上,因劉通無子,家道中落,龐氏只好帶著襁褓中的幼女寄居娘家。

不知是否龐家窮困,還是劉通生前未斂財產,劉氏雖然身為刺史千金,讀書識字,卻學會一手擊鞀的謀生技藝,善說鼓兒詞。劉氏十三四歲的時候,龐家就把她嫁給一名年青銀匠龔美。劉氏嫁夫隨夫,跟著龔美一起來到京城開封謀生。龔美手藝出眾,又為人和善,善於結交朋友,尤其與襄王府里當差的張耆交好。襄王正是未來的宋真宗趙恆,此時他的名字還叫趙元侃,尚未被冊定為太子,年僅十六歲。

據宋史上說,十五歲的劉氏與趙恆初會,進襄王府,但是趙恆與劉氏同為968年出生,於十七歲才被封為韓王,端拱元年(988年)才被封為襄王,時年已二十。

總之,趙恆當時尚未婚配,聽說蜀女才貌雙全,便讓隨從去暗暗物色一名。劉氏隨夫拋頭露面擊鞀掙錢,自有美名在外,為趙恆的隨從們所知,龔美得知是王府選姬,不願放棄,改稱是劉氏的表哥,讓劉氏入王府。

(不過關於這段故事,也有說法是劉家家道中落,劉氏舉目無親,好心人龔美收留她,讓她一起跟著去開封,兩人對外稱是表兄妹,其實不是夫妻。反正究竟是不是只有宋真宗知道了。)
劉氏天生麗質,聰明伶俐,與趙恆年貌相當,很快如膠似漆。然而趙恆的乳母秦國夫人看不起劉氏的出身,認為劉氏勾引趙恆上邪路,勸趙恆趕跑劉氏不果,只好報與宋太宗,太宗大怒,聖旨一道下來,命逐劉氏出京。並為十七歲的趙恆賜婚,此時趙恆被封為韓王,新娘為忠武軍節度潘美的八女兒,十六歲的潘氏受封為莒國夫人。

然而,趙恆雖迫於皇命把劉氏送出王府,卻不願離開劉氏,把劉氏偷偷藏在王宮指揮使張耆家裡,不時私會。這樣偷偷摸摸,劉氏過了十五年。


妃嬪時期


至道三年三月癸巳日,五十九歲的宋太宗趙光義病逝,遺詔傳位於已立為太子兩年的趙恆。趙恆繼承大統,再也不用與劉氏偷偷來往了。當年趙恆奉命娶的王妃潘氏,婚後六年便死了,死時年僅二十二歲,無子。潘氏去世兩年後,太宗又賜婚於郭氏,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的次女。年十七的郭氏初封魯國夫人,不久又晉封秦國夫人。

趙恆於三月即位,五月冊立郭氏為皇后,六月追封潘氏為莊懷皇后(後來宋仁宗改為章懷皇后)。雖然後宮三千佳麗,趙恆卻並未忘情於劉氏,很快把劉氏接入宮裡。景德元年(1004年)的正月,封劉氏為四品美人,正式成為後宮妃嬪的一位。當時,郭皇后之下,只有劉美人最為尊,連王府姬妾楊氏都只被封為五品才人)。這時候的劉氏,終於可以正大光明地和真宗在一起了。劉氏雖然已經36歲,可是她聰慧溫柔,一直獲得真宗的專寵。

此時的劉氏,已非昔日擊鞀的小妹,她長年幽居,博覽群書,研習琴棋書畫,早已才華出眾。劉氏見舉目無親,便向真宗提出,願讓表哥改姓為劉美,做自己的兄長,繼承劉家香火。其實,龔美早已跟隨真宗,一直忠心耿耿,只對真宗效忠。劉美任官,既不阿附於權臣,對部屬也關心備至,出任在外時他的隨從兵卒,都按省籍定時輪換,從不培植自己的私人勢力。

然而,景德初年,郭皇后的兒子趙祐夭折了,年僅九歲;半月後,另一名兩月大的皇子也夭折了。真宗的五名皇子居然一個也沒能活過十歲,此時真宗年近四旬,以防萬一,養宗室之子於皇宮內。郭皇后前後生了三個兒子,只有趙祐能活到九歲,不想也不幸夭折,傷心過度,身子垮了下來。

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十六日,郭皇后病逝。真宗心裡雖然很想立劉氏為后,但是她既無子嗣又出身低微,群臣們都不贊同,反而要求冊立十四歲的才人沈氏為皇后。沈才人雖然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才入宮的,然而她出身高貴,是宰相沈倫的孫女。真宗不悅,索性讓后位空缺,不談立后之事。

然而劉氏雖然長年受寵,卻無法懷孕。她身邊的侍女李氏,突然一日夢到仙人下降為子,真宗和劉氏大喜,想出「借腹生子」的方法來。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十四日,李氏生下一子趙受益(即後來的宋仁宗趙禎)。但是一出生就被抱到劉氏那裡,也因此皇子雖然是李氏所生,卻只認劉氏為母。真宗早在孩子出生三月前,便已宣布劉氏懷孕,冊封為修儀,與劉氏交好的楊才人則晉封婕妤。皇子雖然是劉氏的兒子,劉氏卻沒有親自撫養,而是交給楊婕妤撫養。楊婕妤亦是成都人,比劉氏小十六歲,兩人情同姐妹。真宗愛的既是劉氏,對楊氏也有好感,因此劉氏每每晉封,也少不了楊氏一份。時劉氏四十多歲,精力自然不如二十多歲的楊氏充沛,便讓楊氏代行哺育之職。

趙受益的生母李氏封為崇陽縣君。不久,李氏又生下一女,晉封才人,正式進入妃嬪行列(這也代表真宗對李氏有一定重視,而且劉氏對李氏完全無意加害)。不幸的是,小公主很快夭折。李氏自認命薄無福,終其一生,都並未與兒子相認。

劉氏既已「生子」,真宗便詔告群臣,欲立為后。然而不少高級官員都知道劉氏「生子」的真相,真宗無奈,幾次欲「立之」,劉氏都不得不「固辭」。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一月,真宗晉封劉修儀為德妃,並給百官加官進爵,冊后禮儀一應從簡,既不讓官員進賀,也不搞封后儀式,封后詔書也迴避朝臣公議,只下令將封后詔書傳至中書省,自己家裡宣布一下就完事。十二月丁亥,四十四歲的劉氏終於成為大宋王朝的皇后。


冊立為皇后


身為皇后的劉氏,卻不像其他妃嬪只知爭寵,她才華超群,通曉古今書史,熟知政事,每每襄助真宗,真宗根本離不開她。每日批閱奏章,劉皇后必侍隨在旁。外出巡幸,也要帶上劉氏。
雖然劉氏貴為皇后,朝中反對劉皇后掌政的人也不少,以寇準和李迪為首。劉氏也開始籠絡自己勢力,以錢惟演和丁謂為首:錢惟演之妹為劉美之妻,丁謂的兒子娶了錢惟演的女兒。

個中孰是孰非,後人只知表面,總之後來寇準落敗,貶為相州知州(後為道州司馬),丁謂也因為後來欺劉氏孤兒寡母想獨攬大權而獲罪。

天禧四年二月(1020年),真宗患病,難以支持日常政事,上呈到皇帝那裡的政務實際上都由皇后劉氏處置。後來,真宗更是病重,下詔:「此後由皇太子趙楨在資善堂聽政,皇后賢明,從旁輔助。」此詔書便認可劉氏裁決政事的權力。

群臣不安起來,劉氏雖非太子生母,卻對他視若己出,克盡母職,根本不是旁人所能離間。


皇太后掌權


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甲寅,54歲的宋真宗趙恆病逝於延慶殿,遺詔曰:太子趙楨即位,皇后劉氏為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太妃,軍國重事「權取」皇太后處分。而小皇帝趙楨這時只有十一歲,實際上就是由劉娥處理政務。

然而丁謂想獨攬大權,欺上瞞下,以為劉太后是女子無見識,劉太后雖然當初因為后位不穩培植他,多年下來早已查知丁謂的不法舉動,此時更是怒不可竭,決心除掉他。當年六月,與丁謂勾結的宦官雷允恭被誅,丁謂罷相貶謫。丁謂被貶後,劉太后開始和仁宗趙楨一起聽政決事,正式垂簾聽政。

劉太后自知出身卑微,宋朝以士大夫為尊,因此大力抬高母家,一直追尊加封祖宗:曾祖父劉維岳成了天平軍節度使兼侍中兼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母宋氏最後封到安國太夫人;祖父劉延慶為彰化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兼許國公,祖母元氏封齊國太夫人;父親劉通為開府儀同三司魏王,母親龐氏封晉國太夫人。

劉太后號令嚴明,賞罰有度,雖然難免有些偏袒家人,但並不縱容他們插手朝政。在大是大非面前,她更尊重士大夫們的意見,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都得到了她的重用,劉氏姻族也沒有做出為害國家的禍事。

劉氏也非常簡樸,當初身為皇后時服飾簡樸,當了太后依然未改習性。宮中侍女見皇帝侍女服飾華麗,覺得自己身為太后侍女,怎麼能被比下去呢?報與劉太后,劉太后不為所動,「那是皇帝嬪御才能享用的,你們哪有這樣的資格。」

雖然劉太后掌權日久,不願把權柄交給仁宗,但她卻依然是個慈母,仁宗少時體弱多病,劉氏忙於政務,讓楊淑妃照顧,仁宗稱劉娥為「大娘娘」,楊妃為「小娘娘。」

而仁宗生母李氏,劉娥也升封她為順容,遷往真宗永定陵,成為守陵的先帝諸妃之一。而且早在真宗年間,便尋訪到李氏家人封官,真宗去世後,劉娥依然沿用李氏,未下殺手。

明道元年(1032年)二月,李氏患了重病,劉太后連忙派太醫前去診治,並晉封她為宸妃。然而李氏封妃當天,便病逝,享年四十六歲。起初,太后只想以普通宮嬪的身份殮葬了事,然而聽了宰相呂夷簡的勸說,以一品禮儀將李妃殯殮,在皇儀殿治喪,並給李妃穿上皇后冠服。李妃的父親得到追封,兄弟李用和也再次晉陞。

劉太后雖不願還政於仁宗,卻並未想過自立。程琳獻圖《武后臨朝圖》,劉太后親擲於地,道:「我絕不會做這樣的事!」太后表態後,群臣如釋重負,仁宗也心懷感激,恭孝唯謹,更於天聖七年(1029年)九月頒布詔書,將太后生辰長寧節的儀禮升級到與皇帝生辰乾元節相同的程度。

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舉朝要行祭太廟大典,劉太后自覺天命已不久,想要在生前穿一次天子袞冕,便提出自己要著袞冕祭祀太廟。群臣大嘩,卻只得將皇帝袞衣上的飾物稍減了幾樣,呈了上去。

二月乙巳這天,皇太后劉氏穿著天子袞衣、頭戴儀天冠,在近侍引導下步入太廟行祭典初獻之禮。為了將這場典禮搞得功德圓滿,亞獻者為皇太妃楊氏、終獻者為仁宗皇后郭氏。儀式結束後,劉太后在太廟文德殿接受了群臣給自己上的尊號: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自此,徹底還政於兒子仁宗。

三月,劉太后病重,仁宗大赦天下,四處徵召名醫,然而卻無法挽留劉太后的生命,幾天後,劉太后病逝於寶慈殿,享年六十五歲。

第二日,仁宗在皇儀殿召群臣,哭道:「太后臨終前數度拉扯身上衣服,可有什麼心愿未了?」參知政事薛奎曰:「太后不願先帝見她身穿天子服入葬。」仁宗恍然大悟,下令給劉太后換上皇后冠服。

仁宗正自傷感,群臣卻紛紛上議,說劉太后並非他生母,生母是李宸妃,而燕王更說李宸妃是太后毒死的。仁宗震驚,派人召來李用和,讓他親自去查看李宸妃的棺木。見李宸妃葬品如一品夫人,甚至身穿皇后服,仁宗大悔,嘆道:「人言豈可盡信。」來到劉太后牌位前拜謝自責:「從此後大娘娘的生平可清白分明了。」而上諡號之時,劉太后諡為四字:莊獻明肅皇后(後改章獻明肅皇后),而一般皇后只諡二字;生母李宸妃諡為莊懿皇后(後改章懿皇后)。

九月,仁宗下詔,劉太后和李妃同時遷葬永定陵。靈柩起駕這天,仁宗先為劉太后發引,不但執孝子禮,還不顧宰相們的勸阻親自執紼之禮(牽引棺材的繩索),一直步行送出皇儀殿。隨後他才再去往李宸妃下葬的洪福院為生母起靈,伏在棺木上痛哭道:「劬勞之恩,終身何所報乎!」

劉太后死後,劉氏家族受尊崇更勝昔日。劉太后曾有遺詔,命仁宗尊養母楊太妃為皇太后。仁宗遵其旨意,尊封楊氏為保慶皇太后,楊后雖未垂簾聽政,仁宗卻克盡孝道奉養。三年後,楊太后亦去世,享年五十六歲,諡為莊惠皇后(後改章惠皇后)。


野史


從明朝流傳下來「狸貓換太子」的故事,說宋真宗的德妃劉氏和宸妃李氏同時有孕,李宸妃先產下皇子,劉德妃妒忌,勾結李宸妃身邊內官,把一隻剝了皮的狸貓換去皇子,真宗以為李宸妃產下怪胎,把李宸妃打入冷宮,將劉德妃生下的皇子立為儲君,並冊立劉德妃為皇后。

另一種說法則是劉德妃的皇子不幸夭折,於是劉德妃把李宸妃的兒子據為己有,宣稱是自己的兒子,真宗照樣立她為後。

兩種說法的結局都是:劉氏逼李宸妃自盡,卻有好心的宮人代李妃而死,而李妃流落民間,直到包拯橫空出世,才得以揭開這樁宮闈迷案,使李妃與兒子相認。劉氏因為做了壞事不久便死去,包拯也因為替宋仁宗找回了親生母親而官升龍圖閣大學士。
2011-09-21 23: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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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長達三個世紀的鼠疫徹底改變中國文明進程
長達三個世紀的鼠疫徹底改變中國文明進程


來源:
http://cathay.ce.cn/history/200908/28/t20090828_19887734.shtml

    本文摘自:《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 作者:曹樹基 李玉尚  出版社:山東畫報出版社

    歷史學家大多將宋遼金元時期當作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轉折的時代。他們的基本觀點是,從政治制度、經濟水準、文化發展、科學技術和人口數量等各方面而言,宋代都堪稱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輝煌時期。在經歷了宋金之間的對峙、金元之間的戰爭和宋元之間的戰爭之後,中國的社會的發展出現了轉折,宋代以後,中國人口大量減少,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陷於停滯,文明之花凋謝。本文討論這一轉折時代的人口死亡——不僅因戰爭,而且因鼠疫流行而造成的人口死亡。鼠疫流行是造成宋遼金元社會轉折的重要因素之一。



    宋元戰爭軍隊流動讓鼠疫大範圍傳播



    繼1127年金兵圍攻汴京,汴京發生大疫之後,1232年,來自蒙古草原的元兵圍攻金人治下的汴京,城破之後,緊接著也是一場大疫。《金史》卷一七《哀宗紀》稱,天興元年(1232年)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夏四月丁巳,遣戶部侍郎楊居仁詣大元兵乞和。丁卯,解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余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從農曆三月壬寅元兵圍城至四月丁卯解嚴,前後僅僅26天。大疫的發生又在解嚴之後,即發生於城內人口與城外元兵接觸之後,我們推測此次大疫為鼠疫。

    當時的汴京城中有多少人口呢?大疫之後的次年,汴京降于蒙古時,城內還有147萬口。戰爭之前,汴京人口當在250萬左右。按照吳松弟的分析,汴京城的這一人口規模是戰爭的產物,而非常態。這是因為,汴京圍城之前,在蒙古騎兵的壓迫下,金朝境內的居民開始南遷。金宣宗擔心南渡的軍戶可能會不忠於朝廷,下令將他們的家屬盡數遷入汴京。貞五年(1217年),蒙古軍隊開始渡過黃河。宣宗下詔附近人民攜帶糧食遷入城內。汴京城市人口因此而大增。到哀宗天興元年(1232年)正月,蒙古軍隊兵臨城下,又有大約50萬名軍人和家屬遷入城內。由此可見,汴京城市人口之眾多實為戰爭中人口遷移的產物。據此可知,此疫死亡人口占全城人口的40%。

    范行准從中醫學史的角度為解釋這場大疫提供了更多的細節和資料。他指出,在被圍困的汴京城中,有著名的醫生李杲。李杲不僅醫術精良,而且還是中醫東垣學派的創始人。汴京解圍之後,李杲倉皇出逃,避地山東之東平、聊城等處賣醫自給。只不過,李杲著《內外傷辯惑論》一書,將鼠疫視作傷寒,範行准稱“實在是繼這次大悲劇後之一場大錯誤”。在《脈訣指掌病式圖說》中,李杲稱:“予目擊壬辰首亂以來,民中燥熱者,多發熱,痰結咳嗽;重以醫者不識時變,後(複?)投半夏南星,以益其燥熱,遂至嗽血,骨(膏?)涎逆湧,喀吐不已,肌肉乾枯而死者,多矣。”範行准評論:“這裡所說的,相當於肺鼠疫中的主要症狀已經具備了。”汴京大疫,時值農曆五月,所發鼠疫應主要是腺型而非肺型。符友豐的深入研究為我們解開了心頭之謎。那年農曆五月,天氣仍“大寒如冬”。顯然,寒冷的天氣有利於肺鼠疫的傳播。

    1232年的汴京大疫僅僅是13世紀鼠疫大流行中的一個環節,一次事件。伴隨著蒙古騎兵的征戰,中國境內發生大規模的鼠疫流行。蒙古騎兵對於南宋的征服是從西部開始的。就戰爭的規模而言,宋元之間的四川之爭最為激烈。1257年,宋元軍隊在四川合州釣魚城展開激戰。元兵圍城五月不下。農曆七月,蒙古“軍中大疫”,傳染病暴發。蒙哥命畏兀爾人月舉連赤海牙“修藥以療師疫”。似乎並不見效。拉施特描繪這次疫病:“隨著夏天的到來和炎熱的加劇,由於那個地區的氣候(惡劣),在蒙古國中出現了霍亂,他們中間死了很多人。”蒙哥束手無策,不得不“用酒來對付霍亂”,卻未能控制疫情的發展。七月上旬,蒙哥病死軍中。

    還有一批元兵主要將領也死于這次傳染病的流行中。如汪世顯(49歲)、哈散納和李楨(59歲)等人。之所以說這批將領是主要將領,是因為《元史》中有他們的傳記。一般的將領,是不可能為《元史》收錄的。

    拉施特稱此疫為“霍亂”是不正確的。根據中醫文獻的記載,中國大陸近代流行的霍亂是外源性的,即1817年從國外傳入的。中醫文獻中早就存在的霍亂,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講的霍亂,而是指一般胃腸反常現象,非急性或烈性傳染病。《元史》卷一二九《紐傳》記載了元軍中的疫病。

    時紐軍止二萬,以五千命拜延八都魯守成都,自將萬五千人從馬湖趨重慶……紐至涪……聞大軍多瘧癘,遣人進牛、犬、豕各萬頭。明年春……時新立成都,士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紐憂之。

    《紐傳》的作者認為此病為瘧癘,即今之瘧疾。然而,合州不是瘧疾的高發區,不可能造成如此眾多的人口死亡,也不可能在第二年春天的成都,繼續出現大批戰士的死亡。我們懷疑此疫仍為鼠疫。

    再看看宋朝軍隊中的情況。就在同一年,《宋史》卷四一二記載,宋將王登受命“提兵援蜀”,在鄂西地區的房州(今湖北房縣)與元兵對壘。元兵來自四川,可能是一支染疫之軍。兩軍對壘,疫病可能相互傳染流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大戰前夕,“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臟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視幾上文書,俄而卒”。從臨床上觀察,王登所染疾病極似鼠疫。鼠疫發病急,在體溫上升的同時會出現頭痛,呼吸緊迫,脈搏加速,臉面潮紅,眼結膜充血,有的出現嘔血、便血、尿血、衄血等症狀。鼠疫在臨床上以淋巴及血管系統的炎症和組織出血為特徵。這就是上引文中的“五臟出血”。

    不僅王登死於此疫,作為幕客的唐舜申也在劫難逃。《王登傳》記載:“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雖然除暴死外,其他症狀的記載不明,但我們相信唐舜申的死因與王登相同。染上鼠疫的患者大多在3∼5天內死亡,是為“暴死”。僅從這一症狀看,也可以大致斷定此疫為鼠疫。其他疾病患者不可能死得如此迅速。

    《王登傳》為我們提供了兩個相當典型的鼠疫案例:我們不僅可以從王登的臨床症狀中判斷是為鼠疫,而且從唐舜申的病例中,獲知患者從染疫到死亡的過程。根據這兩個案例,再結合四川及襄陽一帶的戰事來看,就可窺見兩地人口死亡的基本規模。南宋嘉定年間四川地區約有600萬人口,至元十九年(1282年),即元軍完全平定四川後的三年,四川民僅12萬戶,全部人口約為60萬。元人虞集回顧南宋後期四川情況時說:“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明代初年,四川的許多地方行政單位因無人而被撤銷。四川人口的90%在戰亂中散亡。後人又將襄地與四川並稱:“襄、蜀之人,十九血於虎口,其幸而免者,率皆聚于荊、鄂之間。”四川和襄陽兩地人口的大量減少都是鼠疫肆虐的結果。



    文天祥部隊也曾攜帶鼠疫



    川、襄一帶的鼠疫來自哪裡?如本書第二章所述,在雲南的西部劍川一帶,有一鼠疫自然疫源地,18∼20世紀,曾多次發生鼠疫大流行,陸續造成數百萬人口的死亡。按照當地鼠疫工作者的觀點,滇西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時間很早,中古時代即引發當地人間鼠疫之流行。在元兵南征的過程中,滇西地區屢遭元兵蹂躪,極可能將鼠疫引至其他地區,當然也包括四川。1285年,與滇西北毗鄰的四川馬湖路(今四川屏山)就曾經發生過動物間鼠疫的流行。《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紀》記載:“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大批田鼠赴水絕不是總管祠而祝之的結果,而是鼠疫桿菌造成的田鼠淋巴組織潰爛、疫鼠高燒所致。這與本書第三章中所稱疫鼠死於水邊的情形是一致的。聯想到紐部隊正是從馬湖出發奔赴成都和重慶的,所以,我們認為蒙古軍隊在滇川地區的征戰可能是西南地區鼠疫擴散的動力。

    再來看看蒙古軍隊在其他地區的征戰。宋元戰爭中另外一個可疑的疫區是粵東、贛南和福建。元兵奪取杭州後,宋室南逃,陳宜中佐益王、衛王南行。“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劉)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這次疫癘來勢兇猛,加上戰爭中的人口損失,“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這裡所說“廣東”,指的是廣東之東部。例如,《南海志》說廣州:“自王師滅宋平廣以前,兵革之間,或罹鋒鏑,或被驅掠,或死於寇盜,或轉徙於他所,不可勝計。”光緒《嘉應州志》卷一二《談梅》說宋末梅州百姓回應文天祥,“兵敗後,所遺余孑只楊、古、蔔三姓,地為之墟”。儘管在籍人口的減少有時僅僅是戶籍管理的問題,但戰後人口大幅減少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按照《宋史•劉黻傳》的解釋,我們知道廣東東部人口的大量減少,不僅因為戰爭,而且因為疫癘。大黃是中國傳統藥劑之一,性寒,味苦,功能攻積導滯,瀉火解毒,行瘀通經。主治實熱便秘、腹痛脹滿、痢疾、黃疸、瘀血經閉、目赤口瘡、癰腫疔毒、腸癰腹痛等症。在以大黃為主治物件的疾病中,痢疾為傳染病,癰腫疔毒符合腺鼠疫的臨床症狀。如果僅為痢疾流行,怎麼可能造成“人死且半”的大規模人口死亡?另外,如果說,在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廣州和位於韓江三角洲的潮州,人口死亡可能與當地密佈的河網有關的話,那麼,地處丘陵山區的梅州人口減少卻是無法用痢疾的流行來解釋的。或許,與梅州毗鄰的的贛州和南安兩地的人口變動可以為我們提供問題的答案。

    文天祥的部隊在惠州染疫,士兵大量死亡。文天祥的母親和長子死於是疫。廣東的瘟疫並不是憑空發生的。在此之前,文天祥率部在贛南活動,與元兵輾轉廝殺達一年多時間,導致贛州人口的大量死亡。據嘉靖《贛州府志》卷四《戶口》,南宋寶慶(1225∼1227年)年間贛州的主客戶共有 32.1萬戶,合計應有160.7萬人。平均每平方公里近50人。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贛州路僅存7.1萬戶,約合28.5萬口。人口損失了80%以上,多達130萬口,每平方公里僅存9人。明代初年稍有恢復,贛州府人口為36.6萬,與南宋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

    如此大量的人口死亡,很難用戰爭中的屠殺來解釋。據此,我們推測贛州遭到傳染病的襲擊。進一步的推測則是,文天祥部隊由贛州向廣東移動,將傳染病從贛州帶到了廣東。

    如果能夠破解贛州地區的疫病,就可以推測廣東的情況。然而,至今為止,我們尚未發現任何有關的歷史記載。現有的資料表明,在贛南地區,宋元之際的鼠疫只影響贛州,在贛南山區的西隅,還有南安軍,卻未受影響或影響不大。從戶口資料上分析,北宋崇甯元年(1102年)南安軍戶數為37721戶,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增至50611戶,303666口。雖然缺乏南宋時期的戶口資料,但可以推測從北宋至南宋,再至元至元年間,南安軍(路)的人口一直是增長的。以至元二十七年資料計,南安路所轄僅為三縣,其人口數量已經超過贛州路所轄十縣,看起來好像不合情理,其實是反映了贛州路疫後之衰落。

    然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南安府人口突然降至7.8萬,較一個世紀以前的至元二十七年人口大約減少75%。在這一百年中,南安路(府)似乎也遭遇到某種疫情的襲擊。元代的情況不明。明代初年,瘟疫光顧南安。洪武五年(1372年)南安三縣大疫。這場大疫為《明實錄》所收入,可見疫情不輕。洪武二十二年冬,南安府又發生大疫。弘治八年(1495年)冬天,大疫又起。在這些記載中,都沒有臨床症狀的記載。直到8年以後,弘治十六年冬天大疫再起,林俊的報告提供了有關這場大疫有價值的細節。

    據江西布政司呈,南安府申,大庾縣老人甘文瑞等呈:“本縣城市鄉村軍民男婦自弘治十六年正月中旬以來,多感喉風腫毒急症,辰病午死,或即時死,或在市買賣入即死,一家三五口者有之,六七口者有之,男女痘疹死者不可勝數,家家遍染前災。”上猶縣老人李清秀等呈:“自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以來,本縣坊廂龍下、童子等裡,耕牛、豬畜沾患時氣,俱已突死。今年正月初旬,市井村團軍民多感風痰咽喉急症,朝病暮死,全家遍染,湯藥無入,葬無虛日,悽愴警惶,呈乞急救……”

    從臨床症狀分析,這是肺鼠疫與腺鼠疫的混合流行。其中“痘症”一詞,應是“疙瘩”的同義詞。如果說是天花的話,不可能出現“喉風腫毒急症”,不可能“辰病午死”、“朝病暮死”、“或即時死”,也不可能耕牛、豬畜“俱已突死”。因為,牛對天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如果說是鉤端螺旋體病的話,此次疫情發生於農曆十二月,時令隆冬,以水污染為主要傳媒的鉤體病缺少暴發流行的條件。是否可能是一次炭疽病的大暴發?從上引文看,是疫主要通過呼吸道傳染,且以人與人之間的傳播為主要途徑,而炭疽病則無此傳播方式。炭疽病人可能通過吸入炭疽皰芽而致病,但卻不會通過唾沫將炭疽傳給他人。因此,是疫既不是鉤端螺旋體病,也不是炭疽病。



    元兵帶著鼠疫進攻福建,致其人口損失過半



    那麼,耕牛和豬畜是否可能患鼠疫而死呢?根據現有的研究,在哺乳動物中,能夠感染鼠疫的,有駱駝、野豬、家豬、狗、貓、兔、山羊、岩羊、藏原羚、藏系綿羊和犛牛等。在鳥類中,已有多種鳥類能感染鼠疫。已有的實驗表明,家豬和犛牛能感染鼠疫,卻不會因感染鼠疫而致死。來自鼠疫疫區的記載卻往往與此相反,此頗令人不解。在本書第三章中,我們列舉廣東兩個縣份的資料,說明在鼠疫流行中,常伴有家畜與家禽的死亡。《鼠疫抉微》稱:“有鼠將死而貓噬之,貓死;人食其貓,人死;高州人外瘞鼠處,牛吃其草,牛死,犬亦如是。”來自醫生的觀察與來自民眾的觀察是一致的。

    這真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至1910∼1911年滿洲里鼠疫大流行時,關於家畜之傳染鼠疫,學者們議論紛紛。有人說鼠疫流行最盛的時候,有多數家畜死亡。又有人說當疫情流行時,以未葬之疫屍飼養家畜,能使傳染。也有人讓豬傳染鼠疫,結果“能致死者”。德、奧、印度鼠疫委員會以鼠疫進行牛、豬及家禽的傳染試驗,皆不成功。來自倫敦的試驗結果也呈陰性。陳永漢、伍連德等以幼豬二頭、雞三隻、鴨三隻,行鼠疫菌之皮下注射,未見一動物死於鼠疫。這一結果與今天的實驗結果相同。問題在於,在鼠疫疫區,關於家畜疫死的報告因何而產生?甚至有的試驗會證明鼠疫菌能致家畜死?在歐洲的民間傳說中,也有關於家畜死亡的說法。我們以為最大的可能,在於大量人口的死亡,導致家畜因無人照料而死亡。也就是說,家畜非染疫而死,而是因主人疫死無人照料而死。在上引南安府的資料中,所謂“突死”一說,有訛傳的成分。

    在上引《南安府志》中,還見有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冬天及萬曆五年(1577年)秋冬的大疫,仍疑為鼠疫。直到近代,這一地區仍是鼠疫流行的地區。崇義縣(明代後期南安府境新設之縣)人就將此疫當作1949年以前常見流行的地方病之一。④由此可見,南安地區長期存在一個鼠疫自然疫源地,其形成可以追溯到毗鄰的贛州地區的人口死亡,更可追溯至宋代末年元兵的進入。這一鼠疫自然疫源地今日已不復存在,其熄滅的時間是在1949年以後。

    這樣,通過明代中葉南安府的鼠疫記載,我們順理成章地將贛南山區的鼠疫流行史上溯至宋元之際的戰亂時期,並據此推測宋元之際粵東地區的“疫癘”,亦為鼠疫。根據這一思路,再來看看福建的情況。

    在移民史研究中,本書第一作者可能誤讀過一段有關建甯、延平兩府的人口資料。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二稱:“永樂十七年,建安縣張准言:‘建甯、延平兩府自永樂以來屢大疫,民死七十七萬四千六百餘口。巡按禦史趙升已經核實其徭賦及各衛勾補軍役俱未除豁。’仁宗監國,命戶部、兵部悉除之。”本書第一作者曾經評價道:“可見永樂十七年的大疫更為嚴重,以至於本應由建甯、延平兩府府級官員來彙報的疫情,卻由(建寧府)建安縣張准來報告。”此外,他還估算兩府人口的死亡比例多達80%。今查《明太宗實錄》卷二一二,永樂十七年五月戊辰,“福建建安縣知縣張准言:‘建甯、邵武、延平三府自永樂五年以來屢大疫,民死亡十七萬四千六百餘口’”。道光《福建通志》中的“七十七萬”為“十七萬”之誤。《福建通志》中衍出了一個“七”字。另外,《明太宗實錄》中提到的是三府疫情,比《福建通志》中的記載多出了一個邵武府。

    邵武府確實是一個疫情嚴重的地區。永樂六年九月乙丑,“江西建昌、撫州及福建建甯、邵武等府自五年至今年正月疫,人死七萬八千四百餘口”。永樂八年十二月甲辰,“福建邵武府言:‘比歲境內疫,民死絕萬二千餘戶’”。永樂十一年正月己酉,“巡按福建監察禦史趙升言:‘光澤、泰寧二縣民五年、六年疫死四千四百八十餘戶’”。這些記載相當混亂,第一條資料涉及四府,每府疫情不詳。第二條資料僅涉及邵武一府,民死絕已達1.2萬戶。洪武二十六年邵武府每戶4.2口,如真的死絕,則死亡人口可達5萬餘人。可是,在第三條資料中,監察禦史趙升只提及光澤、泰寧二縣,不言其他。按照第二條資料所稱,“死絕萬二千餘戶”,那麼,此外是否還有未死絕的戶數呢?洪武二十六年邵武府的戶數為5.7萬戶,如果真的死絕1.2萬戶,加上未死絕的其他人口,當地人口的死亡可能真的達到總人口的一半甚至更多。即建寧府的人口死亡就可能達到十多萬人。至永樂十七年張准奏報時,三府的死亡人口不可能還只是17萬餘人。洪武二十六年此三府民籍人口的總數為149萬,加上軍衛人口,則為156萬。如真的死亡人口為77萬,則占總人口的近半數。由於《明實錄》的記載存在一些疑問,又不知道光《福建通志》根據是什麼,姑且不予展開。總之,永樂年間福建西北部地區發生的大疫,對於福建人口的抑制,影響是明顯的。聯繫同時期江西南安府的大疫,可以推測閩西、閩北地區可能存在一個巨大的鼠疫疫區。

    福建地區的鼠疫也可能來自元兵的南下。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春,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率南宋殘部退入福建,抵抗元兵。同年十一月,元兵進入福建。兩年以後,元軍攻佔福建境內宋軍最後抗元的基地——漳州。然而,同年黃華、許夫人等以閩西一帶舉兵反元,戰事波及漳、泉、汀、邵武等地。不久,黃華降元。二十年,黃華複反,有部眾十多萬,第二年為元軍擊敗。與贛南的情況聯繫起來看,南下的元兵有可能將鼠疫菌傳至福建。

    吳松弟指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福建大約有160萬戶,約 800萬口。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福建人口大約為387萬,人口損失大約420萬。如此巨量的人口死亡中有相當部分為疫死人口。

    明代中期,福建境內仍有大的瘟疫流行。嘉靖年間,倭寇活動猖獗,泉州南安、永春、安溪、安海等縣城均曾被倭寇攻陷,人口大量死亡。最大的一次人口死亡發生在漳州府城,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之亂,城中人民餓死七十余萬。鄉居者亦以疾疫耗,隅都裡戶丁額懸缺,而龍溪尤甚”。儘管漳州府城中的死亡人口還應該包括鄉間逃來的避難者,但這一人數也實在太多了。泉州城的災難發生於嘉靖四十一年,“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這兩次瘟疫,極有可能是鼠疫。



    西方文獻:鼠疫來自中國



    前文引元人端效方有關鼠疫的記載稱:“時疫疙瘩腫毒病者……自天眷、皇統間,生於嶺北,次於太原,後於燕薊山野村坊,頗罹此患,至今不絕,互相傳染,多致死亡,有不保其家者。”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不絕”一句,清楚地揭示出在端效方生活的時代,華北鼠疫仍在流行。這是目前所見中文文獻中唯一一條有關元代鼠疫流行的記載。

    元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成吉思汗建立的跨越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消除了亞洲、歐洲之間的地理障礙,區域之間的人口流動和物質流動,不僅頻繁,而且規模巨大。大批的中亞商人以及歐洲人來到中國,他們對於中國情況的瞭解,明顯要強于他們的先輩。可惜的是,在馬可波羅的遊記中,我們並沒有找到有關中國流行鼠疫的蛛絲馬跡。

    不過,在西方的文獻中,卻存在著對於這一時期中國鼠疫的描寫,儘管這一描寫只是有關歐洲鼠疫記載的副產品。與歐洲關於他們自己疫病的描述相比,有關中國的記載是不確定的,模糊的。


    先回顧一下歐洲的疫情。鐘斯•羅爾(Johannes Nohl)對於歐洲鼠疫的描述是從義大利開始的。

    “呵,幸福的後代,你們沒有經歷這樣巨大的悲傷,只會將我們的經歷當作一個寓言。”這句話來自派特克(Petrarch)一封著名的信。在這封信中,他向朋友描述了佛羅倫斯的城鎮如何遭到黑死病的襲擊。從1345到1350年,歐洲人口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死於此疫。20萬個城鎮和村莊人口滅絕,死屍狼藉。有一個估計說,歐洲的死亡人口達到42836486。

    600年時間過去了,派特克當年的擔心並沒有變成現實。在留存至今的許許多多的信件、日記、檔案及其他的文獻資料中,人們將塵封的歷史從發黃的紙片中喚醒,大災難的各種細節逐漸地展現了出來。

    當墨西拿(Messina)的居民發現這突如其來的死神是由熱那亞的船隻帶來的時候,他們迅速命令熱那亞人離開港口和城市。然而邪惡仍在,並引發更大規模的死亡。不久,人們相互仇恨,甚至兒子患病,父親也不去照顧。如果做父親的敢於接近患病的兒子,他也會馬上染病,三天之內必死。不僅如此,同一座屋裡的人,甚至貓和其他家畜也會接著死去。墨西拿城死亡的人口越來越多,許多人向神父禱告,請求寬恕。但是,教士們、神父們拒絕進入患者的屋子。如果有人敢於這樣做,則必死無疑……屍體被拋在屋子裡,教士、兒子、父親、親戚們都不敢進入,被雇傭的奴僕冒著極大的風險去掩埋屍體。人死而房門洞開,屋裡留下珍貴的金銀珠寶,想進屋的人不會有任何障礙。鼠疫來勢兇猛,不久奴僕短缺,以至於最後根本就沒有奴僕了。災難達到頂點時,墨西拿人開始外逃。

    這場疫病還與中國有關。鐘斯•羅爾繼續說:

    鼠疫起源於中國。傳說在1333年,一場可怕的散發惡臭和毒氣的大霧之後,中國開始了鼠疫的大規模流行。從中國開始,經過印度、波斯和俄國這三條主要的商業通道,然後到達歐洲。一位法國的男修道士描述鼠疫傳入西西里島的情形:“1347年的10月初,12艘熱那亞人的帆船駛進了墨西拿港口。帆船帶來了可怕的疾病,任何與他們交談的人都被疾病襲倒,沒有人能夠倖免一死。所有與他們接觸的人都染上了疾病。疼痛遍佈全身,溝股間及腋下出現一個小扁豆大小的腫塊,人們稱之為“燃燒的疙瘩”(born boil)。繼而患者開始嘔血,因無藥物可治,三天內,患者死亡。不僅與患者接觸者死亡,而且那些摸過或使用過患者東西的人也會死亡。

    在以後的敘述中,我們還會描繪14世紀的鼠疫大流行中,在義大利乃至歐洲發生的一幕幕慘劇。現在的敘述必須回到前一段引文中去。“1333年”、“中國”、“散發惡臭和毒氣的大霧”,在中國,1333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歐洲人關於中國的傳說,到底是不是事實?

    多斯(Michael W. Dols)是一位元研究中東地區鼠疫流行史的專家,他的論述中涉及許多14世紀中東地區的商人、作家對於中國發生的大瘟疫的描述。

    從中國歷史的記載來看,14世紀的第2個25年出現了異乎尋常的氣候變化。自然災害摧毀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齧齒動物生活區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們與家鼠和人類接觸,因而把動物流行病傳給了人類。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們都知道一種從未有過的傳染病正在席捲東方。東方空氣污濁,瘴氣迷漫,生靈被毒死。

    阿拉伯作家華迪(Ibn al-wardi)親歷了阿勒波(Aleppo)的黑死病,並死於1349年。他敘述這場疾病是從“黑土地”上開始的。這一區域是中亞或蒙古,但不是中國。這場傳染病在那裡肆虐了15年。

    馬克裡茲(Al-Maqrizi)是馬穆魯克(Mamluk)帝國時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寫了許多重要的關於中東黑死病的著作。儘管他並不是那個時代的人,但是在關於這場傳染病起源的一些斷斷續續的描述中,他告訴我們在疾病傳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這一區域大概就是蒙古或北中國。按照馬克裡茲的說法,這些異教徒約有300多個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們不明原因地死去:馬匹、野獸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區大雨滂沱,淹死動物和牲畜。Khitai這塊地方,處於燕京(Yenking)和高麗(Korea)之間,變成了沙漠。三個月中,16個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戰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國王本人和他的兒子們也死於疾病。中國的人口在傳染病侵襲下大量減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

    處於燕京和高麗之間的這個Khitai究竟是什麼地方,我們無法知詳。按照發音,似乎可以將其譯為“吉泰”,但是,在這一區域,我們找不到與此音相諧的地名。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燕北蒙古高原上的一處地名,而未必是按照今天的交通路線處於北京至朝鮮半島之間的某一地方。無論在時間還是在空間上,記敘此事的埃及作家離這一事件都相當遙遠,他已搞不清這些地名所指的方位了。況且這些來自東方的資訊,本身也是通過中東商人們的口耳相傳才得以傳遞的。

    確實,《元史•五行志》有相似的記載,如1313年、1354年和1358年北京城就相繼出現三次大疫。在最後一次大疫中,集聚於北京城中的河南、山東流民死亡者多達20余萬。1353年,處於蒙古高原邊緣的大同路大疫,死者大半。這一切都和多斯的描述吻合。皇子死亡的記載不詳,但按照《元史》的記載,35歲的泰定帝,29歲的明宗,28歲的文宗相繼於14世紀20至30年代的幾年中“崩”或“暴崩”於上都;此前,成宗41歲,武宗30歲,仁宗35歲相繼死亡,死亡地點不是上都,就是大都。可見在蒙古高原和北中國地區,確實有長時間的大規模的瘟疫流行。

    從其他資料看,元代的北京已經是一座疫城。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多見於記載:

    至元十七年,(塔出)入覲,賜勞有加,覆命行省於江西,尋以疾卒以京師,時年三十七。

    ()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複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實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

    脫力世官,畏吾人也……未幾入覲,卒于京師。

    三人都屬於急性傳染病死亡。同樣的例證還可以找到:

    (鐵木兒塔識)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年四十六。

    鐵木兒塔識的死亡是跟隨皇帝從上都返大都後暴病而死的。我們懷疑他染病的地點是在上都,或是在從上都至大都的途中。上都地處灤河上游,正是今日察哈爾丘陵松遼平原鼠疫自然疫源地。根據現代生態學的調查,達烏爾黃鼠是當地主要的宿主。黃鼠的鼠疫流行,將鼠疫菌傳給褐家鼠,然後由褐家鼠的寄生蚤——印度客蚤的媒介作用引起褐家鼠間的鼠疫流行,並由此途徑傳播給人;或者,由方形黃鼠蚤直接在野外將鼠疫傳播給人,從而引起人間鼠疫的流行。



    鼠疫流行時何以濃霧彌漫



    按照元朝的制度,每年晚春初夏時,元朝的皇帝從大都北上,遷移上都避暑。深秋季節,又從上都南下大都避寒。皇帝遷移的季節,恰恰是察哈爾丘陵松遼平原黃鼠活動頻繁的季節。而當黃鼠將進入冬眠狀態時,皇帝們也離開了疫區。大隊人馬的活動,增加了人與草原上染疫黃鼠接觸的機會。宿營地上人與褐家鼠的接觸,也可能增加人與鼠疫菌接觸的機會。從這一角度觀察,在上都和大都經常出現“熱疾”、“暴疾”、“暴崩”,絕不是偶然的。

    圍繞著1333年,根據《元史》卷五一《五行志》的記載,有1313年 12月的“京師以久旱民多疾疫,京師大疫”;1321年6月“京師疫”和12月的“真定路疫”;1330年8月有“河南路新安、澠池等十五縣驛饑、疫”; 1333年3月“杭州、鎮江、嘉興、常州、松江、江陰水旱疫癘”;1344年夏秋福州、邵武、延平、汀州“大疫”;1345年“濟南大疫”;1352年1月“冀寧保德州大疫”,同年夏天“龍興(今南昌)大疫”;1353年黃州、饒州大疫,同年底,“大同路大疫,死者大半”;1354年,“江西、湖廣大饑,民疫癘者甚眾”,同年“京師大饑,加以疫癘,民有父子相食者”;1356年春,“河南大疫”;1357年,山東“莒州蒙陰縣大疫”;1358年夏,山西“汾州大疫”,同年,因河南、河北及山東流民多避之大都,死者“前後凡二十余萬人”;1359年,“州並原縣大疫”,春夏之間,“山東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大疫”,“廣東南雄路大疫”;1360年夏,“紹興山陰、會稽二縣大疫”;1362年4月,“紹興大疫”。

    總起來說,除了京師以外,華北地區是元代傳染病流行的重災區。正因為如此,在北方,許多地方也留下了關於這場大瘟疫的傳說。在山東西部的茌平縣,有這樣一個傳說:元代末年,當地紅頭蒼蠅亂飛,飛到哪裡哪裡就死人。同一傳說在蘇北地區也相當流行,新修地方文獻中也有記載。在山東梁山縣,當地人說,元代末年,該地為濃霧所籠罩,持續七日不散。近年新修的《梁山縣誌》也將這一傳說收入書中。這就讓我們聯想起在上文提到過的有一個傳說在地中海港口不脛而走:“一種從未有過的傳染病正在席捲東方。東方空氣污濁,瘴氣迷漫,生靈被毒死。”從西方人的記載來看,這場瘟疫,就是鼠疫。

    鼠疫的流行何以變成濃霧迷漫的情景?在很長時間裡,我們對這一類記載一直感到不解。後來,在閱讀歐洲鼠疫流行史的著作時,我們發現同樣的情景在歐洲也出現了。原來,這一情景與大量未加掩埋的死屍所造成的空氣污染有關。由於人口和牲畜大量死亡,街上滿是散發惡臭味及有害氣體的屍體,空氣污濁不堪。鐘斯•羅爾就這樣寫道:“當人們在街上行走的時候,一些人手中捧著香甜的鮮花,一些人捧著味道濃烈的香草,還有一些拿著各種各樣的香料,將其放在鼻子前,這樣會使大腦感到舒服一點。”這一記載還讓我們聯想起圍繞屍體亂飛的“紅頭蒼蠅”。直到17世紀下半葉,當倫敦發生大規模的鼠疫時,同樣的情景再次出現。

    1665年7月,倫敦大約每一個星期死亡2000人,大多數的房屋關閉,街道空無一人。到處都能看見熊熊大火,人們用燃燒來淨化空氣。除了趕著馬車和棺材去取屍體的男人,一個活著的動物也看不見。

    當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時,人們手足無措。他們不知道災難來自何方,當然也不知道災害與鼠以及與疫鼠攜帶的病菌有關。儘管沒有相互接觸,但瘟疫仍在人群中飛快地傳染。人們誤以為空氣也會傳染鼠疫。事實上,確是有一種鼠疫——肺鼠疫——是通過空氣傳染的。死屍散發的惡臭薰人,空氣中毒霧迷漫,人們生火以淨化空氣。元代末年山東梁山縣的大霧,是死屍散發的臭氣,還是人們為消毒而燃燒的篝火?抑或其他?

    在其他的烈性傳染病的流行中,也有類似的傳說。當19世紀俄羅斯人東進並佔據西伯利亞大片土地的時候,一些西伯利亞從未有過的傳染病也隨之傳入,天花是其中最厲害的一種。17世紀30年代曾佔據勒拿河流域以東西伯利亞廣大地區的尤卡吉爾人,到了19世紀末,只剩有1500人。“有個傳說,說是俄羅斯人沒有能夠征服他們,最後那些入侵者帶來了盒裝天花並將盒子打開,其後該地帶就彌漫了煙霧,人們開始死掉。”看來,黑色的煙霧更多的只是一種象徵,一種瘟疫和災難的象徵。當人們不明瘟疫的底裡時,黑色的煙霧就被想像成瘟疫的媒介。災難因此而發生,災難因此而傳播。



    鼠疫從從東方到西方的傳播之路



    東方的鼠疫是怎樣傳播到西方去的呢?西方學者將這一時期的鼠疫傳播與商業貿易和戰爭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為,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包括了中國的全部、幾乎所有的俄國、中亞地區、伊朗和伊拉克。這一時期,穿越亞洲的陸上商隊貿易達到了繁盛的頂點。在各條商路中,北邊的商路最為重要。商路上人來人往,打破了往日草原上的安寧。人們與草原上齧齒動物的接觸增加,鼠疫菌隨著人口的流動而四處傳播。

    草原上的齧齒動物種類眾多,多斯引用馬可波羅遊記中的描述,說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完全靠肉和奶維持生存,也包括捕獵一些小動物。草原上有一種通常稱之為“法老”的老鼠,它們或許是老鼠,或許是旱獺。在夏天廣闊的草原上,到處都可以看見鼠或獺的影子。現代鼠疫生態學告訴我們,同屬於齧齒類的獺也是鼠疫菌的寄主。捕鼠或捕獺的行為直接造成了疫鼠或疫獺與人類的接觸,可能引起人間鼠疫的流行。

    多斯認為,14世紀中葉,從亞洲到歐洲的商路主要有三條:其一,陸路從蒙古和中國北部通過土耳其到黑海地區;其二,海路從印度和中國出發,通過印度洋和波斯灣到達Fertile Crexcent,那是中東一個商品集散地;其三,海陸從遠東通過印度洋和紅海到達埃及。鼠疫通過第二、三條路線傳入的可能性不大。在鼠疫傳入克裡米亞或地中海地區之前,沒有證據說鼠疫傳入了美索不達米亞、阿拉伯和埃及。進一步說,這兩條路線可能事先已將鼠疫帶到了印度,卻沒有可靠的證據說這事發生在鼠疫傳入中東之前。

    黑海亞洲的商路是13∼14世紀最重要的國際商路,也是鼠疫傳播最可能的道路。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個包括中國、土耳其、波斯和南部俄國在內的龐大帝國,消除了傳統的國家疆界。14世紀,這條北部跨越大陸的道路連接熱那亞、克裡米亞和北京,中間經過的地方有伏爾加河下游的 Sarai、Otrar、Talas、Balasagun、伊息庫爾(Issyk Kul)湖西。從伊息庫爾出發,一條路向北經過天山進入蒙古,途徑Imil、Black Irtysh和Urungu河到達喀拉和林(Karakorum),即蒙古首都,從此再到北京。另一條路從伊息庫爾西部到Almalik,這是伊黎河的上游,再到Beshbaligh(今天的Dzimsa)、哈密和甘肅的肅州,然後進入中國本土。

    俄國考古學家科爾森(Chwolson)在伊息庫爾湖鄰近地區發現一些墓碑,表明這一地區在14世紀發生過不同尋常的高死亡率。在現存的611塊墓碑中,有三塊墓碑記載墓主死於鼠疫。多斯在他的著作中沒有轉引具體的碑文,但我們相信,碑文上一定有關於墓主患者症狀的記載,才使今天的研究者毫不猶豫地相信了他。鼠疫襲來時,人口大量且迅速地死亡,掩埋唯恐不及,更談不上製作墓碑。推測三塊墓碑的主人或者死于疫情發生初期,人們在掩埋時,還會按照風俗為其製作墓碑;或者他們出身高貴,家庭富裕,生者銘碑以志紀念。這三塊墓碑真是非同尋常,為我們保留了關於那個時代珍貴的資訊。鼠疫隨著商人和他們的車隊、旅行者和部落遷徙而漸漸地西移。

    鼠疫襲擊了一系列俄羅斯南部的城市,如Golden Horde、Sarai、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等。從阿斯特拉罕出發往南通過Caucasus,襲擊了阿塞拜疆和大阿美尼亞。當時拜占庭的歷史學家記載了這件事。現有的證據表明,在14世紀鼠疫西傳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卡法(Kaffa)戰役。卡法是克裡米亞地區的貿易大城,1266年,蒙古人將卡法,稍後又將 Tana讓與熱那亞人。克裡米亞人在卡法建立起商棧。1343年時,蒙古人將義大利商人驅逐出Tana,隨後又將他們圍困在卡法城中。在1345∼1346年的卡法圍城之役中,蒙古軍隊中發生鼠疫流行。蒙古軍隊像他們往常所做的一樣,將同伴的死屍拋入城牆中,城裡的基督徒們又將蒙古人拋進來的屍體拋入牆外的海中。鼠疫就這樣流行開來。一些熱那亞人乘船逃往君士坦丁堡。鼠疫開始了在西歐大陸的流行。上文援引了羅斯•鐘斯的記載,說1347年10月初,三艘熱那亞人的商船駛進西西里島,義大利的厄運從此開始了。

    在地中海地區,距離上一次鼠疫流行,即6世紀中葉開始而於大約200年以後結束的所謂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an)已經有600年。在這600年間,不知什麼原因,鼠疫在歐洲消失了。現在,來自亞洲的鼠疫捲土重來,整個歐洲的厄運從此開始了。


    我們之所以說是來自亞洲,而不說是來自中國的鼠疫,是因為,在本書第二章,我們推測蒙古草原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可能要追溯到漢代絲綢之路的開闢。起源於熱帶非洲的鼠疫,經由中東、中亞進入東亞。如是,則中亞地區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有著比蒙古草原鼠疫疫源地更長更悠久的歷史。14世紀,蒙古軍隊的活動、大群商人的往來,擾亂了中亞草原的平靜,此地的鼠間鼠疫很容易轉化為人間鼠疫。從此角度觀察,中亞草原可能是14世紀歐洲大鼠疫的疫源地。

    為什麼不將歐洲大鼠疫稱為“黑死病”(Black Death)?有一種說法是,歐洲人之所以將鼠疫稱作“黑死病”,是因為他們看見患者死時屍體呈黑色。事實上,這一說法並不確切。在我們接觸到的文獻中,從來未見有此類記載。從上面的引文來看,在西方人的記載中,“疙瘩”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症狀。在這點上,西方的鼠疫記錄者與中國相似,東方與西方之間沒有差別。除此之外,在同時代的西方人看來,漫天的“毒霧”是黑色的,它與另一類象徵性的動物與人——黑色的馬和黑色的巨人——一道,也具有了象徵的意義。

    黑死病的名稱,一般都認為來自1348年。這個名稱反映了人們對於這種可怕的疾病的恐懼:在人們的想像中,一個人騎在一匹黑馬上,一個黑色的巨人伴隨著,他的頭伸到了屋頂上面。

    鐘斯•羅爾繼續描寫道:

    一首芬蘭歌曲響起來了,祈求鼠疫趕快離開:乘坐為它準備的黑色的北方馬車,到那鋼鐵般堅硬的山岡上去。醜陋的鼠疫,是寺廟或教堂裡的焚燒、埋葬、禁閉和流放。它不僅是一個胡言亂語的流浪漢或盲女人,也是一個騎著一匹黑馬的男人,一個駕著一艘三桅帆船的黑人。這個邪惡的流浪者竟然來到了村莊上,它伏在人們的背上,用一把掃帚清掃著庭院,所到之處,人們紛紛死亡。

    堅硬的山岡、北方馳來的黑色的馬和大車、盲女人、騎黑馬的男人、駕著三桅船的黑人、邪惡的流浪者等等,都構成了鼠疫的象徵。恐懼總是和黑色聯繫在一起的,“濃霧”或“毒霧”構成一個與“黑色”相連的意象。在12∼14世紀的中國,文化人對於鼠疫幾乎沒有反應。他們或是對鼠疫感到恐怖?因恐怖而感到害怕?因害怕而無視這一巨大的災難?死亡的細節幾乎沒有被人記載。民間傳說中的“七日大霧”是疫區人們某種恐懼心理的變態性反映,可以和西方的傳說相吻合。只不過,我們不明白,為什麼在文獻中,沒有留下更多更詳細的記載。



    長達三個世紀的鼠疫,改變了中國文明進程



    長達三個世紀的鼠疫流行到底造成多少人口的死亡?我們該如何評價這場綿延數百年的鼠疫流行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作。幸運的是,在從1997至2002年的6年中,本書第一作者與他的合作者相繼完成中國移民史和中國人口史的研究。與以前的學者不同的是,他們對於官方文獻資料的信賴或修正,是建立在對於各個歷史時期人口調查、統計及發佈制度基礎上的。對於各種官方文獻中的戶口資料,他們都進行了詳盡的討論。因此,他們所描繪的各個時期中國人口數量的變動,要比以往的學者可靠得多。在這兩套專著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對於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進行盡可能準確的估算。

    與同時代的歐洲相比,對於中國鼠疫死亡人口的判斷要複雜得多。這是因為,歐洲的鼠疫是在和平狀態下發生的,從大的方面說,這一時期的死亡人口即是疫死人口。中國的情況不同,12∼14世紀是一個血與火交織的世紀,宋金之間、金元之間、宋元之間進行的戰爭貫穿始終,戰爭中的人口死亡與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相互混淆,難以作清晰的辨別。

    粗略估計,在從金泰和七年(1207年)至蒙元至元七年(1270年)或稍後的大約七八十年間,北方河南等七區人口損失2500萬,南方四川、江西贛州、福建損失人口約1070萬,假如廣東人口損失為100萬,合計上述各區人口死亡約3670萬。按照我們在本書提出的戰爭中鼠疫人口死亡模式,其中應有70%左右的人口死於鼠疫,即疫死人口多達2570萬,占金泰定七年全國14500萬人口的17.7%。這一資料表明,金元之際的鼠疫流行對於人口的影響巨大,全國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於是疫。

    從整體上看,除了華北地區外,元代的鼠疫呈散發性,這是因為和平時期鼠疫對於人口的影響是有限的。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全國人口為7500萬,至順元年(1330年)為8500萬,至正元年(1341年)為9000萬,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為7160萬。元代兩個時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3.1‰和5.2‰,仍保持正常的增長速度。和平年代散發性的鼠疫流行對於人口的影響是有限的。

    按照5‰的年平均增長率回溯,洪武元年(1368年)全國人口大約6380萬,戰爭中的人口損失大約為2600萬。如上所述,在1333年前後,北方中國陷入鼠疫流行危機當中,14世紀50年代,疫情趨於嚴重。然而,由於至今未獲戰爭中的疫情記載,所以,我們目前還無法推測元代的疫死人口。



    小結



    對於本書的主題而論,蒙古鐵騎馳騁歐亞大陸,重要的不僅是軍事上的征服,而是生態的巨大擾動。草原上的平靜被打破了,馬蹄,車輪滾滾,大量的人口往來穿梭,大批的物質南下北上。人與草原上的各種齧齒動物有了更多的親密接觸,蚤類也找到更多的寄主。於是,帶有鼠疫菌的老鼠或者跳蚤,或躲藏在馬車上的穀堆裡,或夾雜在戰士們的皮襖裡,隨著蒙古戰士的馬隊,開始了長長的征途。另外一種可能則是,廣泛分佈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星星點點,不計其數,鐵騎所至,踏起一片煙塵,在戰場,在宿營地,在避難所,人與染疫的鼠蚤有更多的接觸。隨著戰事的進展和軍隊的移動,區域性的動物鼠疫流行轉變為跨區域的人間疫情。於是,在華北,在嶺南,在江南,在西南,在中亞,到處都有人間鼠疫的流行,到處都有死亡者的呻吟。一系列的重大疫情改變了各個區域的歷史進程,也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從鼠疫史的角度看,元帝國的歷史,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站在歐洲看中國,還是站在中國看歐洲,都是如此。

    元帝國的征戰結束以後,中國境內的鼠疫流行,重新成為區域性的了。下一次世界範圍的鼠疫菌之傳播動力,不再是草原騎兵的馬隊和車隊,而是中國海、太平洋、印度洋上往來的貨船。中國境內的長距離疫情傳播,也主要依靠沿海港口的海上航船。內陸地區的傳播,在以步行為主要交通方式的時代,傳播的範圍有限。生態變遷與社會變遷互為條件,共同構造鼠與跳蚤的歷史以及人類社會的歷史。
2011-12-09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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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06-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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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歷史上的孤竹國
  相信對於伯夷、叔齊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姑且不論他們的故事,我們來看看這歷史上的孤竹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吧!
以下整理自維基百科:


  孤竹國是中國古代的諸侯國,早期王城位於今天的唐山市附近(早期疆域,西至今唐山市、遷西興城鎮,北達凌源、朝陽、老哈河,東抵錦西,西南迄樂亭、灤南、唐海等地。東臨渤海,西邊和燕國接壤,南邊是齊國。),始封於商代。孤竹國的國祚從商朝中期(一說早期)延伸到春秋晚期。孤竹國伯夷、叔齊的故事流傳至今。在前664年被齊國、燕國所滅。

  孤竹國是北方一個位於商朝邊境的小國,早期疆域,西至今唐山市、遷西興城鎮,北達凌源、朝陽、老哈河,東抵錦西,西南迄樂亭、灤南、唐海等地。東臨渤海,西邊和燕國接壤,南邊是齊國。

  早期

  孤竹人原為殷商宗室旁支墨胎氏氏族,殷商部落迂迴南下中原時,孤竹氏逐漸與部落聯盟分離,開始獨立生存。後輾轉於燕山腹地游牧,發展成農牧並舉階段,定居今遼寧省朝陽地區,成湯三月丙寅日封孤竹,大約公元前1600年。

  中期

  到了商代中葉,孤竹國發展到了中期,定鼎灤河、青龍河畔。這個時期孤竹國的疆域逐漸南移,西至灤河,北達青龍縣北,東抵錦西,南臨渤海灣。

  晚期

  西周末年,孤竹國晚期,西部令支(離枝,今遷安西)崛起,北部、東北部有山戎壓境。孤竹國此時畛域西至灤河、青龍河,北達今天的明長城,東抵山海關,南瀕渤海灣,版圖明顯縮小。公元前664年(周惠王13年)山戎出兵伐燕國,燕向齊國求援,齊桓公為救燕出兵伐山戎,「北伐山戎,弗刂令支,斬孤竹而南歸」,齊桓公在伐山戎時,同時把孤竹國也滅了。至此,孤竹國在歷史上就消亡了。

  君主




  父丁(?─商紂王六十一年),墨胎氏,名竹猷,亞微之父,孤竹國的第七任國君。父丁(名竹猷,孤竹國第七任國君),擔任商朝的貞人和司卜,官至亞官。父丁薨逝時,傳位於子亞微。



  亞微(?─商紂王六十一年),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之父,孤竹國的第八任國君。其父父丁(名竹猷,孤竹國第七任國君),擔任商朝的貞人和司卜,官至亞官。後來父丁薨逝時,亞微正式成為孤竹國的第八任國君,同時承襲其父的官職。在位時,曾經想要以其三子叔齊為繼承人,不過在其薨亡時,反而叔齊和伯夷一直推讓諸侯之位,造成兩人離開孤竹國,而去找周文王。最後國人擁立其次子亞憑為國君,不久擔任商紂王的亞官。

  兒子
  伯夷,長子。
  亞憑,次子,在伯夷和叔齊離開孤竹國時,被國人擁立。
  叔齊,三子。



  亞憑(生卒年不詳),墨胎氏,名馮,伯夷之弟,叔齊的二兄,孤竹國的第九任國君。其父亞微在位時,曾經想要以其三子叔齊為繼承人,不過在其薨亡時,反而叔齊和王長子伯夷一直推讓諸侯之位,造成兩人離開孤竹國,而奔向周文王。最後國人擁立亞微次子亞憑為國君,不久擔任商紂王的亞官,亞卿的職務,亞為尊重的稱呼。此後世系失考,公元前664年(周惠王13年)山戎出兵伐燕國,燕向齊國求援,齊桓公為救燕出兵伐山戎,「佛令支、斬孤竹」,齊桓公在伐山戎時,同時把孤竹國也滅了。至此,孤竹國在歷史上就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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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商朝官制
(以下來自互動百科)


商朝官制

商朝官制 - 簡介

  商朝的國家政體是以商王為核心的家族制度,輔之以其他聯盟部族、臣服部族首領等。這個政體的中堅分子是商王的親族。在這個時期,國家事務與商王的私人事務是難以嚴格區分的。商朝的官僚體系大致可以分為所謂的內廷官和外廷官,而這些官員都是中央官員(當然,處理商王私人領地事務的宰也可以視為地方官員)。商朝施行分封制度,地方由諸侯統治,諸侯內部的官吏設置等,發現的甲骨文中還沒有這方面的記錄。

  商朝的國家政體是以商王為核心的家族制度,輔之以其他聯盟部族、臣服部族首領等。這個政體的中堅分子是商王的親族。在這個時期,國家事務與商王的私人事務是難以嚴格區分的。商朝的官僚體系大致可以分為所謂的內廷官和外廷官,而這些官員都是中央官員(當然,處理商王私人領地事務的宰也可以視為地方官員)。商朝施行分封制度,地方由諸侯統治,諸侯內部的官吏設置等,目前發現的甲骨文中還沒有這方面的記錄。

  商王的內廷官,主要有宰、臣兩類。這些官員主要處理商王的私人事務,包括其私人領地、以及王官內部的管理等。宰的地位非常高,特定的情況下作為商王的代表直接處理政務。《史記•殷本紀》記載,殷高宗武丁,“三年不言,政事決於塚宰”。臣的種類很多,有負責農耕的、有負責內廷供奉的、有負責祭祀的、有負責警衛的、也有管理商王私人軍隊的。臣的級別也很不相同,有些是商王的親族、有些是來自臣服的部族、甚至有些屬於奴隸的身份。不過,作為臣的奴隸很多成為顯赫的大臣,如商湯時的伊尹,武丁時的傅說,都從奴隸晉升為宰相。

  外廷官即處理國家事務的官員,以尹為長,另有蔔,作冊,亞服等各種名目。尹相當於後世的宰相,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尹。伊尹,姓伊名摯,尹是官名。伊摯曾“為有莘氏媵臣(陪嫁的奴隸)”,得到商湯的賞識,“湯舉任以國政”。《史記•殷本紀》記載,商湯死後,繼承王位的外丙、仲壬相繼死去。伊尹立湯的嫡長孫太甲為王。太甲即位後,違背商湯所立的法度,暴虐無道,於是伊尹把他放逐于桐(河南虞城東北),由伊尹代王施政。三年以後,太甲認識了自己的過錯並有所悔改,伊尹才把他迎接回來並“授之政”。伊尹的兒子伊陟,也身居高官,“帝太戊立伊陟為相”。

  蔔、作冊都是宗教官員,相當於羅馬時代的祭司,但是地位遠不如羅馬祭司來得高。其中卜作為大祭司,權力比較大,作冊的職務與後世的史相當,是負責記錄的官吏。亞服是武官,統帥軍隊,有亞,多亞,大亞之分,但是具體職務與等級區別不詳。商朝的武官還有射(統帥弓箭手)、犬(負責商王的田獵)、戍(要地駐屯軍長官)等其他稱號。

  商朝的地方諸侯有侯、伯、男、甸不同的稱號。侯、伯是較大的諸侯,男、甸較小或較遠。與後世不同的是,商朝保留了前代母系社會的一些特點,女性也可以被封為諸侯並統帥軍隊。甲骨文中就有“辛巳蔔,貞登婦好三千,登旅萬,呼伐□”說在辛巳這一天蔔問,以命令婦好這個人統帥一萬多人的軍隊去討伐某某地方。這裡的婦好,就是商王武丁的妻子。 [1]


商朝官制 - 官制

  商王的內廷官,主要有宰、臣兩類。這些官員主要處理商王的私人事務,包括其私人領地、以及王官內部的管理等。宰的地位非常高,特定的情況下作為商王的代表直接處理政務。《史記•殷本紀》記載,殷高宗武丁,“三年不言,政事決於塚宰”。臣的種類很多,有負責農耕的、有負責內廷供奉的、有負責祭祀的、有負責警衛的、也有管理商王私人軍隊的。臣的級別也很不相同,有些是商王的親族、有些是來自臣服的部族、甚至有些屬於奴隸的身份。不過,作為臣的奴隸很多成為顯赫的大臣,如商湯時的伊尹,武丁時的傅說,都從奴隸晉升為宰相。

  外廷官即處理國家事務的官員,以尹為長,另有蔔,作冊,亞服等各種名目。尹相當於後世的宰相,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尹。伊尹,姓伊名摯,尹是官名。伊摯曾“為有莘氏媵臣(陪嫁的奴隸)”,得到商湯的賞識,“湯舉任以國政”。《史記•殷本紀》記載,商湯死後,繼承王位的外丙、仲壬相繼死去。伊尹立湯的嫡長孫太甲為王。太甲即位後,違背商湯所立的法度,暴虐無道,於是伊尹把他放逐于桐(河南虞城東北),由伊尹代王施政。三年以後,太甲認識了自己的過錯並有所悔改,伊尹才把他迎接回來並“授之政”。伊尹的兒子伊陟,也身居高官,“帝太戊立伊陟為相”。


商朝官制 - 軍事官制

  蔔、作冊都是宗教官員,相當於羅馬時代的祭司,但是地位遠不如羅馬祭司來得高。其中卜作為大祭司,權力比較大,作冊的職務與後世的史相當,是負責記錄的官吏。亞服是武官,統帥軍隊,有亞,多亞,大亞之分,但是具體職務與等級區別不詳。商朝的武官還有射(統帥弓箭手)、犬(負責商王的田獵)、戍(要地駐屯軍長官)等其他稱號。


商朝官制 - 地方官制

  商朝的地方諸侯有侯、伯、男、甸不同的稱號。侯、伯是較大的諸侯,男、甸較小或較遠。與後世不同的是,商朝保留了前代母系社會的一些特點,女性也可以被封為諸侯並統帥軍隊。甲骨文中就有“辛巳蔔,貞登婦好三千,登旅萬,呼伐□”說在辛巳這一天蔔問,以命令婦好這個人統帥一萬多人的軍隊去討伐某某地方。這裡的婦好,就是商王武丁的妻子。 [2]




注釋與參考:
[1]^長江閒人的閒話坊
[2]^【1】中國古代官制;商朝官制(網址散佚)
2012-01-15 09: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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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朝的國家政體是以商王為核心的家族制度,輔之以其他聯盟部族、臣服部族首領等。這個政體的中堅分子是商王的親族。在這個時期,國家事務與商王的私人事務是難以嚴格區分的。商朝的官僚體系大致可以分為所謂的內廷官和外廷官,而這些官員都是中央官員(當然,處理商王私人領地事務的宰也可以視為地方官員)。商朝施行分封制度,地方由諸侯統治,諸侯內部的官吏設置等,目前發現的甲骨文中還沒有這方面的記錄。

中央

內廷官
  商王的內廷官,主要有宰、臣兩類。這些官員主要處理商王的私人事務,包括其私人領地、以及王官內部的管理等。宰的地位非常高,特定的情況下作為商王的代表直接處理政務。《史記•殷本紀》記載,殷高宗武丁,「三年不言,政事決於冢宰」。臣的種類很多,有負責農耕的、有負責內廷供奉的、有負責祭祀的、有負責警衛的、也有管理商王私人軍隊的。臣的級別也很不相同,有些是商王的親族、有些是來自臣服的部族、甚至有些屬於奴隸的身份。不過,作為臣的奴隸很多成為顯赫的大臣,如商湯時的伊尹,武丁時的傅說,都從奴隸晉陞為宰相。

外廷官
  外廷官即處理國家事務的官員,以尹為長,另有卜,作冊,亞服等各種名目。尹相當於後世的宰相,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尹。伊尹,姓伊名摯,尹是官名。伊摯曾「為有莘氏媵臣(陪嫁的奴隸)」,得到商湯的賞識,「湯舉任以國政」。《史記•殷本紀》記載,商湯死後,繼承王位的外丙、仲壬相繼死去。伊尹立湯的嫡長孫太甲為王。太甲即位後,違背商湯所立的法度,暴虐無道,於是伊尹把他放逐於桐(今河南虞城東北),由伊尹代王施政。三年以後,太甲認識了自己的過錯並有所悔改,伊尹才把他迎接回來並「授之政」。伊尹的兒子伊陟,也身居高官,「帝太戊立伊陟為相」。
  卜、作冊都是宗教官員,相當於羅馬時代的祭司,但是地位遠不如羅馬祭司來得高。其中卜作為大祭司,權力比較大,作冊的職務與後世的史相當,是負責記錄的官吏。亞服是武官,統帥軍隊,有亞,多亞,大亞之分,但是具體職務與等級區別不詳。商朝的武官還有射(統帥弓箭手)、犬(負責商王的田獵)、戍(要地駐屯軍長官)等其他稱號。

地方諸侯

  商朝的地方諸侯有侯、伯、男、甸不同的稱號。侯、伯是較大的諸侯,男、甸較小或較遠。與後世不同的是,商朝保留了前代母系社會的一些特點,女性也可以被封為諸侯並統帥軍隊。甲骨文中就有「辛巳卜,貞登婦好三千,登旅萬,呼伐□」說在辛巳這一天卜問,以命令婦好這個人統帥一萬多人的軍隊去討伐某某地方。這裡的婦好,就是商王武丁的妻子。
2012-01-15 09: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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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http://141hongkong.com/forum/thread-932014-1-1.html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戰爭幾乎從沒間斷過,當中著名的,例如牧野之戰,赤壁之戰,淝水之戰,都對歷史發生巨大影響力。在這當中,每次想及戰國時代的長平之戰,震慄的感覺不期然由心底滲出來。

東周春秋戰國500年的割據局面,通過這場戰役而走向大一統的路途,秦國最終摧毀了東方諸侯中最後一個能單獨與他對抗的強國——趙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秦趙長平之戰。

長平之戰以趙國慘敗而告終,慘敗的原因,長期以來都被歸咎於趙括。尤其是誰都會想到他永遠背負的成語——“紙上談兵”。一直以來,他是主流觀點中,是趙國慘敗的罪魁禍首。原因就是他在戰爭後期,輕率地全軍出擊而陷入包圍,最終導致全軍覆沒。而與趙括相對照,另一趙國名將廉頗在戰爭初期採取的堅守不出的戰略,則普遍被看作是正確的戰畸。

事實是否如此?這場中國歷史上最慘烈,最大規模的包圍殲滅戰,來龍去脈究竟是怎樣?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命大將王龁領兵攻打韓國。2月秦軍攻佔了韓交通樞紐野王城,就像地圖所示,韓國一下子斷成南北兩段。於是七雄中最弱小的韓決定將上黨郡獻給秦國以乞和,但遭到上黨郡守馮亭的抵制。馮亭不願降秦,而是上書趙王,將上黨郡“獻土”給趙國。而這對趙國來說無疑是天上掉下的大餡餅。但問題是這餡餅實在是好看不好吃。

當時趙國國內絕大部分大臣都堅決反對接受上黨郡。因為他們很清楚,此時的上黨就是秦國的囊中物。趙國如果插一腿,必定會引起秦國對趙國強力反彈,一旦如此雙方必定發生大規模戰爭。對手是當時“天下”第一強國,這種“火中取栗”的事對趙國來說得不償失。

但趙王為眼前的利益決定接受上黨郡。但就在趙國接收後不久,公元前262年4月,秦將王龁就率軍攻克上黨。結果趙王不但沒有得到夢想的土地,還要面對與秦國開戰的局面,只好派廉頗領二十萬兵增援上黨。

公元前262年4月,秦趙兩軍相會於在戰略咽喉長平(今山西省高平市長平村)。歷史上著名的長平之戰就在此爆發。同年6月雙方爆發第一次交鋒,秦軍依仗地形優勢,在長平城外的野戰中擊敗強大的趙國騎兵軍團。面對如此危險局面,趙國守將廉頗根據敵強我弱、初戰失利軍心不穩的形勢,決定採取堅守營壘,以逸待勞等待秦兵進攻的戰略。面對秦軍不斷挑戰,廉頗堅守長達3年之久。到了公元前260年,秦國施反間計,派人攜千金向趙國權臣行賄,同時散佈謠言說:“秦國所畏懼的是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廉頗老了,容易對付,他不出戰是貪生怕死,他快要投降了。”結果趙王中計,派出只會“紙上談兵”的飯桶趙括替換了廉頗。



趙括帶著另外的二十萬增援來到長平,此時趙軍總兵力已達四十萬了。他從來沒上過戰場接觸過秦軍,卻“想當然”的把秦軍蔑視為“烏合之眾”。加之趙王嚴令趙軍出擊。結果趙括到達長平後立即率大軍出擊,而此時秦軍主帥已經換為名將白起。面對趙軍盲目出擊,白起採取佯裝後退誘敵深入,兩翼迂迴包抄分割圍殲的戰法。公元前260年8月,趙括在完全不明敵方虛實以及趙王嚴令主動攻擊的情況下,貿然採取進攻行動。秦軍先是佯裝敗退,將趙軍主力誘入長平谷地,隨後兩翼伏兵出擊,將趙軍截為三段。與此同時一支名為“輕兵”的特種部隊迂迴到趙軍後方切斷了趙軍糧道。至此四十萬趙軍陷入重圍,被迫在秦軍包圍圈內築壘堅守等待救兵。

秦軍在長平包圍四十萬趙軍如此大的戰果的是秦昭襄王始料未及的,他當然知道此戰的巨大意義。面對前線秦軍兵力不足的局面,秦昭襄王親臨河內督戰,下詔徵發全國所有十五歲以上男丁從軍,為激發士氣下令所有立功者賞賜民爵一級。同時集中國內所有大牲畜運力向前線運送糧餉,傾全國之力與趙國作戰。在秦軍強大攻勢下,趙國數次派出的援軍都被擊退。到公元前260年9月,包圍圈內的趙軍箭盡糧絕,四十萬趙軍連續斷糧四十六天。戰區內所有能吃的包括戰馬、樹皮、飛鳥甚至老鼠都被吃光。已經出現士兵自相殺食的慘劇。走投無路的趙括被迫率餓疲的殘軍強行突圍,結果失敗,趙括本人被秦軍射殺。已經餓殍遍野的趙軍在喪失統帥後徹底崩潰,趙軍全部投降。面對如此多的戰俘,秦軍主將白起在事先未爭得秦王許可的情況下下令將四十萬趙軍俘虜全體坑殺(即活埋),只留下二百四十個小兵回趙國報信。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長平之戰。



趙軍戰鬥力是否遠不如秦軍?

長平之戰以趙國慘敗而告終。長期以來戰敗的責任一直都被加在趙括頭上。同時,還被“總結”出諸多原因。比如說趙軍戰鬥力遠不如秦軍等。而且前期主帥廉頗一直都被認為沒有大的過失。但恰恰是這位一直被認為無過的廉頗,在戰役初期就犯下嚴重錯誤。為後來趙括的悲劇埋下了伏筆。而從更高的角度看,當趙國國君決定介入秦韓之爭那一刻起,戰敗的結局就已經是註定的了!

秦軍的戰鬥力,即使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看都是極其強悍的。經過商鞅變法後,“軍功爵制”所鍛造出來的秦軍,在史書上被形容為“虎狼之師”。混身是血,目露兇光,手拿兵器腰間掛滿人頭,到處爭搶首級的秦軍士兵,其兇殘性和超猛的戰鬥力是無法用文字形容的。這支魔鬼一樣的軍隊,已經讓東方各國聞之色變。但問題是,秦軍並不是絕對不能戰勝的。他仍然有很多勁敵,尤其是北方的趙軍。

趙軍之所以強悍,來源於其組成的特殊性。當時包括秦國在內,各國的軍隊都是以步兵為主,騎兵,弓弩兵和戰車兵一般是用作配輔助步兵。而趙軍正好相反,是以騎兵為絕對主力。而這都得益於其一代雄主趙武靈王,和他那名垂青史的“胡服騎射”政策。

趙國是從中原第一強國晉國中分裂出來的塞北小國。在當時戰國七雄中疆域、人口和經濟、軍事實力都並不強大。而且其地理位置註定了必然成為各國眼中的一塊“肥肉”。打開戰國時期地圖可以看到,在戰國七雄中趙國所處的地理位置極為不利。他的東北是燕國,東南是強大的齊國。南方是在“三家分晉”中獲利最大的魏國。當時的魏國剛剛經歷李悝變法,是戰國初期的強豪。強大的魏國鐵甲步兵軍團威震諸侯,曾經攻佔趙國都城邯鄲達3年之久。西方更是最強大的秦國。除此還要隨時防備北方遊牧民族林胡、樓煩、東胡的入侵。可以說地處戰國時期各國要衝的趙國,始終處於四面受敵隨時可能被滅亡的危險境地。但這樣危險的局面卻激勵了趙國上到國王下到平民強烈的危機感和求生慾望。迫使他們不斷改革,發展軍事、經濟實力來自衛。

趙武靈王的推動下,曾經衰落的軍隊從步兵戰車為主,極速轉變為以騎兵為主體。在國家“馬政”政策的物資保障和民眾的支援下,趙國迅速建立起一支強大的射控騎兵軍團。依靠這支強大的騎兵軍團,趙武靈王四處擴張。他首先向北方林胡、樓煩、東胡等遊牧民族大舉反攻。一直打到今內蒙古境內河套地區,建立了雲中、雁門、代郡三郡,同時滅亡了境內由白狄族建立的中山國,向西攻佔了秦國的榆中地區,向南擊敗了強魏。至此趙國徹底擺脫了弱國形象,極盛時期趙國疆域包括今山西中部和北部、陜西東北部、河北西部和內蒙古河套平原。

趙國的騎兵集團除了本族士兵外,還包括大量被征服和收復的少數民族——胡人的士兵。常年的戰爭,加上塞北地區民間本身就極其強悍的尚武風氣,導致趙軍騎兵戰鬥力極其強悍。而趙國正好處於秦國東進中原的戰略要道,兩者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長平之戰前,雙方曾經爆發過多次大規模戰爭。趙武靈王時期,曾經數次進攻秦國並頗有斬獲。趙武靈王甚至曾經策劃,依靠騎兵速度快、機動性強攻擊力猛的優勢。親自率領他的鐵騎軍團繞過函谷關天險,從北方雲中郡(今內蒙古托克托縣)出擊。直插秦國腹地關中平原直取咸陽——滅秦!這簡直是異想天開了。要知道,當時的秦國已經是天下第一強國!“滅秦”是其他國君做夢都不敢想的!趙武靈王如此戰略謀劃在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當時的秦國注意力都集中在東面的函谷關與諸侯國對壘,根本沒有想過過北方可能出現威脅。因此目前史學界很多專家認為,如果不是內訌導致趙武靈王壯年早亡,他是完全有可能實施這一戰略的。一旦如此,秦國將同時面臨東、北兩線夾擊,後果不堪設想,中國歷史恐怕也將改寫。而這足以證明了趙國騎兵強悍的戰鬥力。

公元前270年,趙軍在一代名將趙奢的統帥下,充分發揮騎兵集團的機動性和高速優勢,在著名的閼與(今山西和順縣)之戰中重創秦軍。這充分證明,趙軍騎兵的戰鬥力絲毫不遜於秦軍。只要有正確的指揮,是完全有力打敗兇悍的秦軍。長平之戰趙國失敗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用人不當!長期被認為“正確防禦”的廉頗,在戰爭剛剛爆發時,就已經犯下嚴重錯誤!



名將亦常人

趙軍作戰素以快、捷、猛著稱。長途奔襲、遠距離高速突擊是其拿手好戲。閼與之戰就是最形象的例子。趙奢正是充分發揮騎兵的速度和機動性優勢。從本土過渡邯鄲出擊,奔馳千里,出其不意的打秦軍一個措手不及。趙軍既以是以騎兵為主力,則須要有空間讓其發揮,最不利的就是局限於某一固定地域與敵軍對持。更不適合在山地築壘作長期防守。這些應該是步兵擔當的。

廉頗在領兵到達長平後,初幾次與秦軍交鋒均失利。他為避免更大的傷亡,將二十萬軍隊全部集結在長平一地,依靠當地山地地形築城與秦軍對壘。自此,雙方開始了長達3年之久的對峙。秦軍戰鬥力強悍,又剛剛攻取上黨士氣正旺。在這種情況下,趙軍初戰失利是可以理解的。秦軍以步兵為主,擅長攻堅作戰。但廉頗因此就將全部兵力,尤其是主力騎兵團屯駐在山地,放棄了最擅長的機動作戰,這無疑是放棄自己的優勢去對和強敵周旋。

廉頗的戰略意圖非常明顯,那就是試圖依靠堅守不出,來拖垮和消耗對手。進入相持後,曾經有部將建議,趁秦軍主力都在長平,派遣數萬精銳騎兵抄小路。繞到秦軍遠後方,去突襲並焚燬其後方的糧草輜重,相機切斷秦軍糧道。根據史料記載,由於沒有考慮到可能遭到偷襲,大部份兵力都趕赴最前線。戰爭初期,秦軍在後方的護衛兵力只有二三萬人。如果此時趙軍真是以精銳騎兵突襲,的確是有極大可能成功的。而一旦後方糧道被截斷,前方秦軍主力亦會不戰自潰。環顧整場戰爭的過程,可以說,這是趙軍獲勝的唯一機會。

在初期遭到一定傷亡的情況下。廉頗出於他一貫的謹慎性格,為避免損失拒絕了部下的奇襲建議。之後,隨著長平大戰的規模越來越龐大,戰略意義越來越明顯。秦軍的兵力不斷增加,而且前後方的部署逐步整合,用重兵護衛糧道和後方基地。而且在相關要道上都部署有監視兵力。至此,趙軍就永遠喪失了可能獲勝的先機。

廉頗之所以如此行事,和他一貫的性格以和作風是完全吻合。從史書記載中我們不難發現,廉頗的軍事思維,最大特色就是謹慎穩重,無論如何力求平穩安全。如果戰役面臨的風險很大,那廉頗的思想是寧可失地也不可去冒險。最佳例子莫過於閼與之戰。閼與之戰爆發前,面對強秦大兵壓境是否出兵解圍。當時的趙惠文王首先徵求名將廉頗的意見,而廉頗的回答非常有代表性:“道遠險狹,難救”。正是因為難度太大,極可能失利。所以一向穩重的廉頗才認為沒有救援的必要。而最後,初出茅廬的趙奢力排眾議,依靠趙軍騎兵集團的速度和機動優勢,出奇制勝。

廉頗歷次作戰,主導思想幾乎都是力求穩健,很少能看到他像趙奢以及後來的李牧那樣冒險一博。一般來說,兵兇戰危,他的做法絕不應被指責,但另一方面看,"英雄遲暮壯心違",他的經驗也磨蝕了險中求勝的芒角,消極防守絕對不會帶來任何戰果。

廉頗的想法很簡單:趙軍離本土不遠,地利人和都佔,靠近後方補給便利;而秦軍遠道而來長途征戰,幾十萬大軍每天要消耗大量糧草給養。長平遠離秦國後方,戰線愈長糧草、物資運輸愈困難。而且剛剛征服的上黨等地民心不穩。趙軍只要在長平依託地形站穩腳跟與之對峙,時間一久秦軍後勤補給必然會拖跨。到時以逸待勞的趙軍取勝將輕而易舉。也就是說,廉頗已經將長平之戰轉變成最典型的長期消耗戰。可惜這也是最致命的戰略失誤?


廉頗的本意是好的,理論上也是絕對正確的,但問題是他忽視了最簡單,最重要的核心的一點——秦、趙兩國究竟誰更能消耗得起?



有實力的人最喜歡對磨

自古以來,打仗就是打一個強大的、穩定的後勤,這是戰爭永琱變的一個真面目!軍隊可以不要軍餉,但士兵和戰馬卻必須吃飯!打仗拼的就是糧食!

在古代社會中,農業幾乎就代表了整個經濟。秦國是當時最強大的諸侯國。而這個強大不僅是指軍隊,更是指經濟,尤其是農業!秦國是籍商鞅變法而冒起的。而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兩個字——耕、戰!戰是依靠“軍功爵”制度,建立以軍功論高下的價值觀,而耕則是通過興修水利和鼓勵開荒種田等,建立一個龐大的農業根基。然後依託強大的農業,也就是經濟實力來支持的軍隊,兩者完全是相輔相成的。經過鼓勵農桑和興修水利,關中成為沃野千里的大糧倉,秦國也擁有了七國中最強勁經濟實力。

商鞅變法的覆蓋是全方位的,近乎病態的高效率的法制體系,使作戰時的動員能力令人瞠目結舌。長期消耗戰?誰怕誰?

與秦相反。趙國是通過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迅速強大的。但問題在於,“胡服騎射”並不全面,其最大缺陷是其針對性過於單一。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一支強大的騎兵軍團!因此,他的所有一切都是圍繞軍事,尤其是圍繞騎兵展開的。經濟方面只是單純優先發展畜牧業,也就是“馬政”,目的就是為軍隊提供充足的戰馬。趙國本身就地處塞北,長期接觸的是遊牧民族文化。而且後來還征服了大片北方草原,適於放牧。結果趙國在極短時間內擁有了七國中最大的的畜牧業,的確組建起一支騎兵勁旅。但是,他的農業卻沒有任何改觀。地域氣候和土壤局限農業的發展使趙國出現軍事獨強,卻沒有一個同樣夠格的農業做基礎的畸形局面!

趙國貧弱的農業生產力,應付一般的戰爭還勉勉強強,但根本經不起一場和第一強敵秦國,長時間高強度消耗戰,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黑洞,而廉頗的戰略盤算卻恰恰把整個趙國帶進這個最不該進入的地獄?

當雙方正式進入長期對持後,一方的秦軍依靠國內雄厚國力,源源不斷的向前方輸送著充足的糧草、兵員。而另一面,幾十萬兵馬的軍需求為趙國帶來極大的壓力!搜刮殆盡到的糧食運到前方,卻依然不夠!?結果,對持到第三年,長平的二十多萬軍隊,活活吃光了國內全部存糧,趙國上下面臨絕糧。危局下,趙王向齊國求援想買糧食。但不久前剛剛發生過了“五國伐齊”,齊國受到毀滅性打擊,而趙國恰恰是其中的主力。齊國對趙國充滿了切齒的仇恨。而且秦使也強烈威嚇齊國,敢援助趙國後果自負!!已經衰敗的齊國此時自然不會為仇人得罪強秦。

結果,趙國有錢卻買不到糧食,全國上下要挨餓!尤其是前方的軍隊嗷嗷待哺?!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如果繼續按廉頗的戰略對耗下去,只有餓死一途了。這也是為什麼趙王後來一定要換趙括為帥,而且執意命令他必須立即出擊的最大原因!趙括雖然沒有實戰經驗只會誇誇其談,但他畢竟熟讀兵書。面對強敵不可貿然出擊,如此最起碼的道理他是懂的。之所以一到任就立即出擊,正是趙王的死命所催迫!因為趙王很清楚,趙國已經耗不下去了!於是再加兵二十萬讓趙括去決一死戰。但問題是趙王選擇的這個“速戰”之人,卻又實在是用人不當。趙括不僅沒有臨陣經驗,而且性格剛愎自用,指揮不當的唯一後果就只有全軍覆沒。


長平之戰趙國的戰敗,使秦國最終統一天下再無懸念,更快結束從東周開始,長達500年之久的分裂割據的局面。

長平之戰趙國從一開始就已經註定要失敗。首先,這本來就是一場不該打的戰爭。面對韓國敗將的“獻土”,趙王不顧包括藺相如和廉頗等重臣的極力反對,執意去吃這個“餡餅”。但問題是當他去吃的時候,卻沒有考慮過可能帶來的後果?!當戰爭已經不可避免時,又優柔寡斷。絲毫沒有意識到,這場戰爭對趙國將帶來怎樣的結局和影響。當不得不出擊時,又不顧重臣,甚至是趙括母親的苦勸,執意任用一個最不能用的人,把四十多萬子弟兵和整個趙國送上不歸路!可以肯定的說一句,趙王才是兵敗長平的頭號罪魁禍首!

而作為趙軍前期統帥,廉頗從一開始所犯下的一系列致命錯誤,就已經註定了悲劇的結局!初戰失利就轉入僵化防守,拒不聽部將之言而一意孤行的放棄奇襲。將本來應當用於野戰機動的騎兵部署在山地去打陣地戰,以己之短,攻秦之長。而且沒考慮本國和秦國在經濟和後勤能力上天壤之別,不顧實際,一廂情願的執意和第一強國拼消耗,最終實際性的拖垮了整個趙國。縱觀廉頗的一生戰績,他的才能顯然並不適合當此場決定性戰役的統帥。可以說,廉頗應也是趙國戰敗的負責人。顯然,廉頗遠沒有一些後世文學作品中描繪的那麼完美和正面。但當然廉頗畢竟還是功大於過,於後來的邯鄲保衛戰中,還是靠他守護著趙國的存亡。

歷史應該公正地評價所有人。趙括當然大錯特錯,但此戰責任不應單純當由他一人來全負。

趙國前後兩次派出二十萬大軍,加上上黨郡的人馬,約共四十五萬人。秦軍的兵力在五十五萬上下,以如此接近的兵力,要造到先包圍後殲滅,簡直是奇蹟。白起以極其冷酷的戰法,利用地形,緊緊圍死趙軍,一開始他的目的就是要全滅趙軍。須知道,被圍的趙軍一定會拚死命突圍,要把他們打回去,秦軍再強悍也要負出慘重代價。趙軍斷糧四十六天再加上一些時間,秦軍圍敵足有兩個月時間。當趙括被射殺趙軍投降時,留下的殘部有沒有四份一也成疑問。趙國四十多萬大軍片甲不回當然不假,但白起坑殺的降卒,肯定沒有此數。

秦軍的代價是多少?三十萬人上下,白起說:死過半,在幾個以少敵眾的封鎖據點上,死傷慘重。

雙方加起來死八十萬人,有夠慘烈了吧?!

趙國的失敗,帶給今人的啟示是嚴肅的!趙國屬於典型的,單純的軍事強國。他有一支強大的軍隊,足以和天下第一強國秦國抗衡。卻沒有一個必要的,相平衡的經濟體系做後盾,這就是現代所說的綜合國力。

這場戰爭趙王也沒有足夠的概念去理解,要打也要考慮打到那裡為止,沒可能像賭徒般全部本錢輸光才離開賭場;拖了三年時間,趙國也得不到一支外來援軍幫幫忙,外交糟糕到那種程度呢?秦國有使用反間計,那趙國又有沒想過?秦國的君臣是否親如兄弟無計可施呢?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杜甫 兵車行

那個十幾萬人埋骨之處的古戰場,早已在世人的記憶中慢慢淡忘,只留下雨聲啾啾。


 
2012-06-10 00: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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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露之變指發生於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的一次政變,宦官勢力得勝,造成朝廷中許多官員被殺。

背景

  安史之亂後,唐朝宦官勢力開始坐大,唐德宗委任宦官掌管禁軍並且成為定制,從此宦官勢力變得不可抑制。

  寶曆二年(826年)十二月,唐敬宗被宦官劉克明殺害,另一宦官王守澄立文宗為帝。

  文宗向來不滿宦官專權,大臣李訓、鄭注知道文宗有反抗之心,便與文宗密謀誅滅宦官。李、鄭二人是因為王守澄的引薦而得以進入朝廷任高職,文宗認為與二人謀事不易引起宦官們的警覺。

  當時,外人僅知道李、鄭二人倚仗宦官擅作威福,卻不知道二人原來與文宗另有密謀。大和九年,文宗以李訓之謀,杖殺曾參與殺害唐憲宗的宦官陳弘志,不久又以李、鄭之謀賜王守澄死。

  雖然李、鄭二人的共同目標是消除宦官專權,但二人開始爭功,發展成勢不兩立的局面。九月李訓升為宰相,同時把鄭注派到外地任鳳翔節度使,表面上是作為助援,內裡卻另有打算,如果清除宦官的計劃成功,下一目標便是鄭注。[1]


過程

  李訓和鄭注本來約定由鄭注以協助王守澄的葬禮為名,帶數百精兵前來,趁宦官們參加葬禮時一網打盡,但李訓後來又不想鄭注因此領功,便以自己親信出任一些節度使和京中重要職位,暗中招募士卒,並提前行動。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廿一,文宗與百官在紫宸殿早朝,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奏稱左金吾仗院內石榴樹夜生甘露,為祥瑞之兆。李訓等人勸文宗親自前往觀看,文宗到含元殿,命宰相及中書、門下兩省官員前去左仗視察,眾人回報那不是真甘露。

  文宗刻意派仇士良等一眾宦官前去查驗,李訓等人事先暗藏甲兵,以伏殺宦官。仇士良抵達後,看到韓約神色驚慌,又發現周圍有伏兵,立即返回含元殿劫持文宗回內殿。李訓見狀,叫金吾軍上前護駕。金吾軍及其他舉事兵卒雖然殺了少數宦官,卻阻止不了宦官帶走文宗。

  仇士良等人挾持文宗返回內殿後,派出神策軍五百人砍殺眾大臣,舉事兵卒潰敗。李訓逃出長安,但最終被捕殺。仇士良等人又密令鳳翔監軍誅殺在外地的鄭注。此次事變中,死者數以千計,除李訓、鄭注外,李訓黨羽多人被捕殺,宰相王涯、舒元輿等人被腰斬,「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稚無疑,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史稱「甘露之變」。宦官認為文宗事前已知悉李訓、鄭注之謀,對文宗不滿,文宗此後更受宦官壓制,鬱鬱而終。


影響

  「甘露之變」後,宦官一直牢固地掌握軍政大權,君主的廢立、生殺也是掌握在宦官手中,為中國歷史的第二次宦官時代的開始。「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2]

  此後很長一段時期,中書省、門下省官員入朝都與家人辭別,因為說不定何時就會被殺。唐文宗更受到宦官欺凌,一次問當值學士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答:「陛下堯、舜之主也。」文宗嘆道,「朕豈敢比堯舜,何如周赧漢獻耳!」周墀:「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文宗說:「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3]。

  唐朝的宦官勢力,直到朱溫在唐昭宗天復三年(903年)大殺宦官後,才終告消失,然而,唐朝不久也因朱溫建後梁篡位而滅亡。


參考文獻

1^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一十九:「俟誅內豎,即兼圖注。」
2^ 《資治通鑑·唐紀六十一》文宗大和九年
3^ 《資治通鑒》卷第二百四十六


 
2012-08-02 12: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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